《次韵子瞻武昌西山》原文赏析-黄庭坚

首页 > 名篇赏析 > 时间:2021-11-08 11:17 来源:李白诗歌网

次韵子瞻武昌西山

黄庭坚

漫郎江南酒隐处,古木参天应手栽。

石坳为尊酌花鸟,自许作鼎调盐梅。

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

黄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

鹦鹉洲前弄明月,江妃起舞袜生埃。

次山醉魂招仿佛,步入寒溪金碧堆。

洗湔尘痕饮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罍。

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隈。

邓公勒铭留刻画,刳剔银钩洗绿苔。

琢磨十年烟雨晦,摸索一得心眼开。

谪去长沙忧鵩入,归来杞国痛天摧。

玉堂却对邓公直,北门唤仗听风雷。

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

万壑松声今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

【作者】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进士。哲宗时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后以修史“多诬”遭贬。早年以诗文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诗以杜甫为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论,风格奇硬拗涩,开创江西诗派,在宋代影响颇大。又能词。兼擅行、草书,为“宋四家”之一。有《山谷集》、《山谷琴趣外篇》。

《次韵子瞻武昌西山》原文赏析-黄庭坚

【赏析】

按苏轼《武昌西山》诗有叙:

嘉祐中,翰林学士承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旧事。圣求尝作《次元次山洼樽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

黄庭坚这首诗是和苏轼的,诗中要写的正是苏轼序中说的那一些。至于如何立意、如何取材,如何描写与结构,则出于黄庭坚的匠心。

可以设想:它可以由苏轼“步上西山”写起,也可以由苏、邓会宿时追溯上去;然而,他在开头四句中先写元结(次山)作樽。第一句中,“漫郎”是元结自号;江南即指武昌;“酒隐”概括元结当时生活,简洁明朗,且便于与“樽”联结。第二句写其地之胜:突出“古木参天”,形象优美;想象其为元结所手栽,有助于表现元结性格,且为末尾“万壑松声”作伏笔。第三、四句写元结就“石坳”处作樽,并想象其用樽以“酌花鸟”,且点明元结抱负,写出他“自许”为“调和鼎鼐”之手,即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才(《尚书·说命》有“若作和羹,用汝作盐、梅”,盐与酸梅皆调味品)。这样就把作洼樽与治天下联结起来。用手栽林木,樽“酌花鸟”,志“调盐梅”,把元结写成既务实,又脱俗,既豪迈不羁,又关心民物的人物,因而此樽也就不同寻常。元结是一位循吏,是关心人民的诗人,曾为杜甫所推重,所以,黄庭坚所想象的有一定根据,其中虽有夸张,但非揄扬过实。至其立意之高远与想象之丰富,则又是值得称赞的。

“平生”以下十二句,转写苏轼在黄州“往来溪山”,访得洼樽,并就樽饮客。妙在奇峰突起,先写苏轼胸襟。此段第一句用“四海”修饰苏太史,虽是套用习凿齿会见释道安时说“四海习凿齿”那句话(见《世说新语》),但同时更概括了苏轼屡遭贬谪、南北奔波的经历与名重天下的身份(当时人说苏“四海共知霜鬓满”),这是切合实际的。紧接着点出“酒浇不下胸崔嵬”。“崔嵬”与“垒块”意略同。《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忱谓阮籍胸中垒块故须以酒浇之。“垒块”谓心中郁结不平,“崔嵬”而“酒浇不下”,则郁结不平之气更高更大。这就进一步刻画出苏轼的心灵。苏轼认为“士以气为主”,他所推重是范滂、孔融、李白这样一些人,所以黄庭坚这样写是把握了苏轼性格特征的。这也正是苏与元结的“自许作鼎调盐梅”,所以有相通之处。

接下去转入苏在黄州。用“谏疏无路通银台”(按:银台,即御史台),进一步写苏虽被贬,心不忘国,只因无路可通,才不得不寄情山水,而于“鹦鹉洲前弄明月”(鹦鹉洲,点明武昌;其地又是祢衡墓的所在)、“江妃起舞袜生埃”,使人想起黄庭坚在咏水仙花诗中讲的“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盈盈步微月”,这里则用来刻画苏诗的“感天地”、“动鬼神”,使女仙也为之起舞。这六句是对苏轼形象的刻画。接着进一步刻画苏“步入寒溪”,招得“次山醉魂”,点出洼樽,这才与第一段衔接起来。接着又想象苏轼“洗湔”掉洼樽上的“尘痕”,把大江这个大“罍”中的美酒,舀入洼樽,再由洼樽中舀出,分“酌嘉客”。苏轼原诗中,就有“江绿涨葡萄醅”,黄说“江作罍”,正是根据苏诗来的。这与第一段中写元结的“酌花鸟”,又可互相补充,互相映照。苏轼的“嘉客”中,固有二三士大夫,更多的是山中“野老”(见苏辙《武昌九曲亭记》)和渔樵(苏轼《答李端叔书》:“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黄说“野老争席渔争隈”,不仅写当时情景,更暗示苏轼文章虽好,但不得列于朝廷,只好与渔樵相处。

黄庭坚此诗主要是为苏轼而作,故以浓墨重笔写苏。写苏既豪放又平易,既执着又洒脱,“文章憎命”,然犹不忘君国,久经迁谪,而犹豁达自如,刻画出苏轼的个性,写得栩栩如生。

接下去,“叙东坡摩挲邓公之铭”(曾国藩《求阙斋读书记》),这是题中应有之笔。苏轼原诗中有“尔来古意谁复嗣,公有妙语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烧苍苔”。黄则只就苏轼来说,详略得宜,亦见剪裁之妙。按邓名润甫,绍圣时,官至尚书左丞。

最后,即“谪去”至末八句,“叙东坡还京与邓同值玉堂”(同上)。其中又可分为几层。

“谪去”句回应“黄州”一段,把苏轼比作贾谊。“归来”谓还京,“天摧”一向解为指神宗之死。这是纪事。按苏轼在《武昌西山》的第二首中说自己“欲收暮景返田里,远泝江水穷离堆。还朝岂独羞老病,自叹才尽倾空罍”,心情并不很好。黄庭坚针对这点,指出“山川悠远莫浪许,富贵峥嵘今鼎来”(鼎,一解为“大”),这是劝勉之词。联系第一段,即希望苏轼也像元结那样“自许作鼎(古人以鼎喻“三公”)调盐梅”。这里有个问题值得研究:当时哲宗即位,太后临朝,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有人写诗给苏轼说“遥知丹地开黄卷(按:谓做皇帝侍读),解记清波没白鸥”,即劝苏隐居,为什么黄反以“富贵”为言?这是不是黄太庸俗了呢?这要联系末两句来看。在末两句中,他指出,苏轼想的并不是“富贵鼎来”,而是“松声在耳”,这是事实,值得深思。他“意不及此(按:指富贵,或者说“作鼎调盐梅”)”,自然有原因,因为他“坐闲散”时还想写“谏疏”,还朝以后,“富贵鼎来”之时,为什么反而想着江湖,想着退隐呢?这不是值得深思的吗?什么原因,他没有写,也不需要写,因为“文生哀”三字就能传之言外。不然,为什么“生哀”呢?作者正是在抑扬顿挫中写出“难言之意”的。这也是用“不说出”来写“说不出”之情,是诗的神韵所在。任渊说,“山谷诗律妙一世,用意未易窥测”(《山谷诗注》),实则黄诗虽“笔势放纵”(《豫章先生传赞》),但前后关锁联结之处,有迹可寻,苟能细心玩其词气,理出脉络,则其用意自明。其立意之高、尽意之巧,也就可得而欣赏了。

(吴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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