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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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杂考

一、《送张舍人往江东》作者考辨

刘文刚同志《孟浩然供诗新辑》(见《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收孟浩然供诗二首,供句一联。他把《送张舍人往江东》一诗,作孟浩然供诗辑录,值得商榷。

(一)《送张舍人往江东》作孟浩然诗,并非刘的发现。

所谓“新辑”,其实是失于搜检。孙望先生《全唐诗补逸》(见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外编》),早已据《又玄集》辑录。孙云:“此诗见韦庄《又玄集》卷上”。

按《全唐诗》卷175作李白诗,题日《送张舍人往江东》,诗同,不重录。惟第二句正在风时,《全唐诗》在作值;耳句“天晴一雁远”晴作清为异耳。刘文刚的“新辑”,亦据韦庄《又玄集》,二人所出同源。孙先生不仅辑供在先,且在所补三首中,只以《寻裴处士》一首为孟浩然供诗,而其余两首,都列为附录,可见孙先生并不认为见于《又玄集》的《送张舍人之江东》一首,就是孟氏供诗。其列为附录,不过广异闻,是不能据以定为孟作又诗的第二句“正在秋风时”,“在”刘作“是”,殆误。

(二)《送张舍人之江东》当为李白诗,作孟浩然者,殆误。

《送张舍人往江东》见宋本《李太白文集》卷十四,题作《送张舍人之江东》,诗中仅有三字不同,异文盖为传抄所致。宋本《李太白文集》前20卷,保存了乐史《李翰林集》20卷的旧貌,我在《关于乐史本<李翰林集>》一文(载《天府新论》1986年第4明,见本书《宋本<李太白文集>三题》),考之甚详,此处不熬。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云:“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篆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比为20卷,号日《李翰林集》。”按:李阳冰《草堂集》十卷,系太白病中“枕上授简”,自无伪作搀入。乐史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仅有少数诗篇重复。

詹镁先生《李太白版本叙录》(见《李白诗论丛)认为乐史编定的《李翰林集》20卷本就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谓“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的别收歌诗十卷,同李阳冰十卷本合并而成的。以现有资料看,詹说为是。范传正别收诗既可靠,则乐史别收歌诗十卷之为唐抄本,也是可信的。此诗《李太白文集》排在“送”类的第二首,《文苑英华》卷269亦列为李白诗,历代注家更无异议,单据《又玄集》定为孟浩然供诗,孤证难信。《孟浩然集》,王士源天宝四载编录。存诗218首,天宝九载轻韦编重写,送上秘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

"《孟襄阳集》三卷,唐进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诗218首,分为七类,太常卿韦绪(滔)为之重序。”陈氏著录,盖为王氏原本。晃公武《郡斋读书志》云:“诗210首,宜城处士王士源序次为三卷,今并为一,又有天宝中韦滔序。”今传宋蜀刻本《孟浩然集》存诗210首,或即晃氏所录著者,最接近王氏原本。元刻刘须溪批点本《孟浩然集》,增至233首,逸出原本15首。明刻本《孟浩然集》,存诗则在263首以上。

《全唐诗孟浩然集》,盖本之毛晋汲古阁藏本,存诗266首,逸出原本48首。郑振铎汇校本《孟襄阳集》,存诗268首,逸出原本50首。从宋元之际到明未清初(郑本并无新辑),四百年李诗杂考249间,辑逸50首之多。而韦庄《又玄集》所载之《送张舍人往江东》却未补入,并非《又玄集》罕见,盖辑者有所鉴别也。以版本源流而论,此诗早在唐代已收入《李太白集》,而从未辑入《孟浩然集》,故当为李白诗。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二、李白供诗《傀儡》考辩

《全唐诗》卷三载唐玄宗李降基《愧僵吟》云: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题下注:“一作梁惶《咏木老人诗》”。诗后注为大和八年进士,他生活的年代距天宝较近,《明皇杂录》系他任校书郎时所作,其说必有所据。阮阅与计有功均为宣和时人,他们所据《明皇杂录》的抄本有异,但却不能认为这条材料是阮阅所伪造。应当注意,《诗话总龟》为玄宗在南内“每自吟”太白《傀儡)诗,《唐诗纪事》谓玄宗在迁西内后“尝咏此诗”。前者系指玄宗被软禁之前,后者则指其被软禁之后,这点却值得注意。玄宗经开无元盛世,历安史之乱,从蜀归长安后,初到南内,推情度理,确有“此生”与“一世”之感,因此与此诗易生共鸣,故吟诵焉;若在迁于西内之后,实则已经被软禁,遂与外界隔绝,身边亲信“高力士、陈玄礼等迁滴,上皇寝不自择"(《旧唐书/玄宗纪》),逞吟此诗?当时他年老被禁,一切绝望,恐怕连此种感慨也没有了。

此亦可反证,阮阅引《明皇杂录》的材料比计有功引的材料准确可靠。阮阅引诗第三句“须臾弄罢浑无事",“浑”字比“寂”字含蓄蕴藉,确能表现“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琵琶行》)的境界,突出弄时种种热闹景象与弄后因其情节曲折而产生沉缅于“此生"与“一世”之感的艺术效果。

其次,此诗为李白所作虽系孤证,却可从另几方面得以间接证实。唐玄宗为什么自吟《佛儡》诗呢?一种可能,南内某处题有此诗,玄宗见了,引起强烈地共鸣,遂自吟不已。唐人虽有题诗习惯,但在宫内题诗却是罕见的。如果没有李白那徉的特殊地位与才能,是不敢乱涂鸦的。艳称李白写《吓蛮书》,贵妃为之磨墨捧砚,力士为之脱靴,此虽未必属实,但以其傲岸与狂放不羁,若兴来于宫内题诗,玄宗大概不会降罪于他的。

因此,假若在兴庆宫某处题有此诗,恐非太白莫属。另一种可能,此诗玄宗早已成诵,偶有所感而吟诵焉。玄宗晚年倦于政事,然毕竟是皇帝,免不了日理万机,有余兴背诵他人诗作,盖有特殊原因:或因其精警绝伦,或为名人之什。此诗虽非平庸,也并非精绝之作,玄宗之所以能够背诵,也大概与大名鼎鼎的“滴仙”所作有关。玄宗在南内吟此诗,恐怕非此即彼,第三种可能性是没有了。而无论是上述那一种情况,也只能得出为李白所作的结论。

那么,此诗何以未被李白研究者辑录?我以为,或因其孤证不立,或认为此诗浅俗。若为前者,已辩之如上:“《纪事》云:明皇为李辅国迁于西内,曾咏此诗。”《全唐诗》卷202载梁惶《咏木老人》诗(一作《傀儡吟》,一作《咏庭磊子人》),题下注:“《明皇杂录》云:

李辅国矫制,迁明皇西内,戚戚不乐,日一蔬食,尝咏此诗。或云明皇所作。”《全唐诗》编者意谓:明皇被软禁西内时,“曾咏”或“尝咏”此诗。咏者,讽咏之谓也,并非断为明皇所作。“或云明皇所作”云云,只是姑备一说,而编者显然是不大赞成这种意见的。

《全唐诗》对这首诗的重录,盖本之于《唐诗纪事》。《唐诗纪事》卷二十九载《咏木老人》,诗后注:“明皇迁西内,曾咏此诗。”

又于梁惶条最后引《明皇杂录》云:“李辅国矫制迁明皇西内,力士窜岭表,帝戚戚不乐,日一蔬食,吟诗云: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不知明皇作,或咏煌诗也。”此诗作者究竟是谁呢?计有功《唐诗纪事》将它记在梁镍名下,而于玄宗处104载,这虽不排除唐玄宗不作此诗的可能性,但他以为是梁惶所作的倾向却是十分鲜明的。两说并举,只不过表明他治学的严谨而已。吴曾《能改斋浸录》云:“唐梁惶《咏木老人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开元传信记》称明皇还蜀,尝以为诵,而非明皇所作也。”关于此诗的作者,大概《开元传信记》比《明皇杂录》更为明确,故吴曾作了这样斩钉截铁的判断。可惜这条材料今已散佚,不能复案。我们无妨对此诗的内容与写作环境作一点分析,或有助于对作者的判断。

《傀僵》是一首咏物诗,《旧唐书/音乐志》:“窟垒子,亦云魁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未始用之于嘉会。”任半塘《唐戏弄》云:“愧倡戏中,专以人生为主题,以老人为主角,散场之后,致使观者兴此生与一世之感,其有故事,有情节,有相当效果。…梁诗第三句须臾弄罢寂无事”弄罢如此,亦可反映弄中必甚热闹。“可见此诗必然是触景生情之作。然考诸有关唐代正史、野事、笔记,尚未发现明皇在南内或西内有看愧倡舞事,此舞既用之于嘉会,观明皇返蜀后凄凉的境况,断无此种可能,《傀儡吟》绝非明皇所作。那么,按照此诗著录的情况,诗的作者大概非梁镍莫属了。其实不然,梁惶现存诗十五首,唐令狐楚选入《御览集》者,竞达十首之多,而这首为明皇在南内吟诵之作竞未入选,此其可疑者一也;此诗为《全唐诗/梁惶集》殿后,按《全唐诗》惯例,往往属辑供之作,此其可疑者二也;梁镍天宝时位为执载,此诗何以明皇熟诵?若梁惶此诗为明皇所爱,又何以终生潦倒?(梁惶之潦倒境况,可参阅《全唐诗》卷一百三十二载李顾《别梁惶》,《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七载钱起《秋夜与梁铿文宴》「《文苑英华》卷二一五作《秋夜/与梁锉宴》)此其可疑者三也;阮阅《诗话总龟》引《明皇杂录》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每自吟太白《傀儡》诗云: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浑无事,还似人生一世中。”此言吟太白诗而非吟梁惶诗,此其可疑者四也。

据以上四点,梁惶作此诗的可能性是不大的。窃以为此诗或为李白所作。首先,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明皇”二自吟太白《傀僵》诗,这条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郑处诲;如为后者,作为一首咏物诗,前二句状物之形,一目了然;后两句真实而含蓄地反映了诗人观后仍沉缅于“弄”时的真实情境之中,既写出了演佛儡的生动景象,又表现了诗人观后的心境。以诗而论,虽非绝唱,但仍不失为较好的咏物诗。应当指出:历代某些李白研究的学者,他们对李白诗的风格早有成见在胸,若与此风格有别时,往往之浅俗,斥为伪作,苏轼、朱谏等,均有此种倾向。大诗人往往有多种风格,以一种风格律之并以之辨伪,不免失之臆断。号称“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有时写诗是较随便的,然却能表现诗人一时的真实情感,如《山中与幽人对酌》、《山中问答》等,就别饶情趣,此诗亦然。因此,此诗应补辑入《李太白集》。另,《文苑英华》卷二一二收录此诗,题为《窟磊子人》,作者题为梁钟,不详所据。姑存而不论。

三、《姑孰十咏》非李赤作辨

《全唐诗》卷472载李赤《姑熟杂咏》十首,题下注云:

“一作李白诗"。又《全唐诗》卷181载李白《姑孰十咏》,题下注云:“一作李赤诗”。经校勘,《姑熟杂咏》与《姑孰十咏》确为同一组诗,只是著作权有争议罢了。那么,这十首诗究竟是谁写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先找出这组诗作者发生歧义的原因。经考证,最早挑起这组诗著作权争议的是苏轼。他说:

过姑熟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孙邀云:

“闻之王安国,此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赤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为厕鬼所惑而死。今观此诗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则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厕鬼之罪。苏轼这段话,每为后代学者所称述,作为李白《姑孰十咏》辨伪的根据。历代有影响的著作如胡仔《若溪渔隐丛话》、陆游《入蜀记》、蔡正孙《诗林广记》、王琦《李太白集辑注》等,对他的话都加以引证。钦定《全唐诗》又将《姑熟杂咏》以重出互注形式出现,于是《姑熟杂咏》究系谁作,遂成干载疑案。因此要弄清这十首诗的作者,必须对此案的发难者苏轼话,作一番认真的辩析。一苏轼以为《姑熟杂咏》为李赤所作的理由有二。其一:“疑其语浅陋,不类太白";其二,此十首诗见《李赤集》,而李白集未收。

所谓“疑其语浅陋”,这仅就个人读《姑熟十咏》感受立论,因觉其语言浅陋而疑之,没有证据,不足为凭。至于“不类太白”,这就诗的语言风格而言的。大作家往往有多种风格,即以而言,既有清新俊逸的风格,也有豪迈奔放的风格,毋庸讳言,也还有一些语言浅陋之作,所谓“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翰林逸而或流于滑,..歌行,李飘逸而失之轻率,就是对李白诗作中某些语言浅陋之作的批评。“李白一斗诗百篇",他写诗往往本然命笔,一挥而就,写出了大量的具有真情实感的好诗,然不喜惨淡经营,也出现了少量的语言浅陋的诗篇。若认定某种风格为标帜,用以衡量李白诗作,并企图以之披沙拣金,则难免连真金也扔掉了。李白诗中的率然之句。往往成为历代学者辨伪之口实,苏轼就凭这种主观判断毫无根据的判定李白集中“《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这种学风,实不足训。

关于《姑孰十咏》见《李赤集》,而李白集未收,这是认定此组诗为李赤作的较有力的证据,必须仔细地考辨。

苏轼所谓《李赤集》,他本人并未目睹,孙邀也未目睹。而是孙邀从王安国那里听到后转告他的。这个展转相告的消息,是否准确可靠,是值得深究的。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李赤集》均N载。《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宋祁与王安国、苏轼同时,他们作《艺文志》,必然翻检秘阁藏书。王安国在秘阁看到的书,他们不可能看不到。《新唐书/艺文志》搜罗颇广,所收唐人集尤丰,而此书载。就很值得深思。阀载原因,无非是两种情况:

《新唐书》作者没有看到《李赤集》,或者看到《李赤集》而有抉择。无论哪种情况,都将导致得出相反的结论。也许王安国所说秘阁有《李赤集》属实,而欧阳修等人作《艺文志》时也见到《李赤集》,但鉴定认为是伪托而割舍,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无论证引者苏轼,传话者孙邀与说者王安国,似不必为此说假道谎的。苏轼听了孙邀的话以后,还作了粗略的考一证:翻检了李白集,当时流行的乐史本《李翰林集》,确实未收录叹沾孰十咏》,又考《柳子厚集》有《李赤传》,遂以为李赤确系中唐诗人。

关于前者,李白一生好游,所到之处辄爱题诗,而集中散失颇多。与苏轼同时的宋敏求在编《李太白文集》时,仅诗就增收225首之多,《姑孰十咏》也是他这时才收入《李太白文集》的。绝不能因乐史《李翰林集》未收的诗就都认为是伪作;关于后者,《李赤传》载《柳宗元集》卷17,这篇文章说它是现实中人物的真实传记,是值得商植的。作为传记,它既没有交待李赤的籍贯里居、世系字号,而作为传记的主要事件,仅写其惑于厕鬼之事,实在荒诞不经,不可征信。其传赞则云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点明讽世寓意。足见此篇是托意讽世之作,而非为人物立传。

《柳完元集》卷17收有《李清传》、《种树郭案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顿撇传》等六篇,都非真实的人物传记,而是寓言或传奇。所写内容,盖为传闻或子虚乌有之事,借以讽世。对此,前代学人与时贤,均有精辟的论述。明代著名的学者顾炎武说《李赤》、《顿嫩》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牌官之属耳"。当代学者,也都认为《李赤传》非人物传记,而系小说或寓言。孙昌武说其中《李赤传》、《河间传》,更是复杂的情节和较完整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看作是短篇传奇小说。…….这是一篇古代的《狂人日记》,….李赤是柳完元塑造的一个逐臭之夫的典型。心陈蒲清说:“《种树郭案驼传》、《梓人传》、《永州铁炉步志》、《设渔者对智伯》、《李赤传》、《河间传》等篇,既具有情节,又具有寓意,应该看做寓言"。

《李赤传》借一个怪诞的故事讽刺了狂妄自大、好恶颠倒、执迷不悟的名士。因此,《李赤传》是碑传而非人物传记,中唐时期并不存在李赤这样一个狂妄自大的诗人。考李冗《独异志》有《李赤》,其内容与柳宗元《李赤传》相类似,《太平广记》卷341收录了李冗的《李赤》,故李赤为厕鬼所惑在宋代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既然李赤自称“吾善为歌诗,类李白",伪托李赤诗者也有自然会应运而生,好事者或将伪托之事加以辑录,也收了了白若干语言浅陋之作,遂成《李赤集》,并传入秘阁。

王安国所称秘阁所见《李赤传》,当即此软?盖苏轼知牌传有《李赤》,其所说《姑孰十咏》为李赤作恐不为人信,因引《柳子厚集?李赤传》以证其李赤记载之不误,岂料柳宗元《李赤传》,名为传记,实为寓言,东坡先生不察,欲以证明李赤之实存者,反成为李赤斯人不存之铁证。故胡仔云:“东坡此语,盖有所讥而云,就是对他这段话可信性的怀疑。当代学者,对苏轼这段话也不大相信。譬如《李白在安徽》一书,就将《姑孰十咏》断为李白所作,而批评苏轼言之”无据,可惜语焉不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柳宗元《李赤传》是传奇或寓言,不能视为人物传记。在中唐时,根本不存在李赤这样一位诗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实中既无李赤其人,那么,所谓《姑熟十咏》为李赤所作的论点,就不攻自破了。

《全唐诗/李赤传》云:“李赤,吴郡举子,尝自比李白,故名赤,存诗十首。”这分明是李冗《李赤》,柳宗元《李赤传》的衍义。并无别的依据。所谓“吴郡举子”,盖从“吴郡进士”、“游室州,州人馆之”推演而来;“尝自比李白,故名赤”,即本之“尝曰:吾尝为歌诗,类李白故自号李赤”。所谓“存诗十首",既已注明“一作李白诗”,属白属赤已是一笔糊涂账,“存诗”云云,则逻辑上欠通。《全唐诗》编者将《姑孰十咏》作李赤作,完全是受了苏轼观点的影响,诗两存之。否则,这十李诗杂考257首诗作为李赤作的来源就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若来自秘阁或私人所藏《李赤集》,何以《李赤集》就恰恰只有这十首诗?若系从选集、类书或全石辑录。何以自唐至清,各种选集、类书、金石李赤诗一首不存?而所辑录的十首诗,又恰恰全部与李白诗重见?这也足以反证,《全唐诗》编者接受了苏轼的观点。除此而外,还能作别的解释吗?

《姑孰十咏》究竟是谁的作品呢?也有人认为是“晚唐人所作”。在没有发现新的有力的证据以前,根据此诗历代著录的情况,按照选言逻辑判断,当然是属于李白的了。

四、《全唐诗/李白诗集》补佚一首

李白生前,曾将诗稿托三人编辑。

第一,临终前将手稿托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李后编成《草堂集》十卷传世。

其序云:“临当挂冠,公又病巫。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种予为序。”宋乐史取《草堂集》与“别收歌诗”十卷,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日《李翰林集》,《草堂集》遂亡。

第二,天宝末,魏颖不远万里访李白,白“因尽出其文,命颇为集。

”颖称“经乱离后,白章句荡尽,颖于绛偶然得之。”编成《李翰林集》二卷,后宋敏求编《李太白文集》,得预编《李翰林集》,以之广四十四篇,魏编《李翰林集》亦亡。

第三,以诗稿托倩公。

他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中称倩公“蓄壮志而未就,期老成于他日。且能倾产重诺,好贤攻文。”“仆平生述作,馨其草而授之。”“作小诗绝句,以写别意”:

彼美汉东国,川藏明月辉。宁知丧乱后,更有一珠归?

李白对倩公如此器重,倩公携李白诗稿却杏如黄鹤,有负李白,而此诗也从未收入李白诗集,或都薄倩公为人,对负心人之一报也。两宋本《李太白文集》、王琦《李太白文集辑注》等书,此诗随序收入文类。杨齐贤、萧士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未收此诗。《全唐诗·李白集》盖据杨、萧本,因此此诗失收。今人王重民《补全唐诗》、孙望《全唐诗补逸》、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等辑供之书,均未收录。故特为拈出。以补阀云。(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9。年第4期)

五、《寒女吟》应是匿名诗人伪托

韦毅《才调集》卷六,收李白诗二十八首,其中《寒女吟》为《李太白集》诸本不收,王琦据《才调集》收入“诗文补遗"。

诗昔君布衣时,与妾同辛苦。一拜五官郎,便索邯郸女。妾欲辞君去,君心便相许。妾读靡芜书,悲歌泪如雨。忆昔嫁君时,曾无一夜乐。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作。起来强歌舞,纵好君嫌恶。下堂辞君去,去后悔遮莫。

此诗鄙但,或为晚唐无名氏作。詹A云:“然才调集选诗紊杂,略无次第编例可寻,率尔之作,外错在所难免。如所录寒女吟、会别离二诗,即不见于李太白集,可见即编集李诗者如乐史宋敏求辈,已知其不足深信。”(《李白诗论丛·李诗辨伪)詹氏所举《会别离》,元结《筐中集》题为《今别离》,作者孟云卿,当是。《寒女吟》又见敦煌残卷伯三八一二,题为《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诗云:

自从嫁与君,不省一日乐。造妾作歌舞,好时还首恶。不是妾无堪,君家妇难作。下堂辞君去,去后君莫错。

两相勘比,此诗显然是《寒女吟》后半段。王重民先生辑入《补金唐诗》并云:“右两首,同写在一卷上。第一首标题作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兴托奉诗”疑是后人依托或拟作,细玩修辞与用意,也不象高适的作品;因为是使用高适的故事,故附于此。

孙软善云:“此诗据题系作于任职哥舒翰幕府期间,然语辞鄙但,内容亦与高适当时思想不合,疑为伪作。”(《高适集校注》)

刘开扬云:“王重民《补全唐诗》录此首,”一疑后人依托或拟作,是也。(《高适诗集编年笺注》)

既然此诗见《才调集》、《敦煌残卷》,当为唐诗无疑。其作者或题李白,或题高适,而当代李白、高适研究专家则疑为后人依托或伪作,证据充分,言之凿凿。盖此诗作者有意匿名而伪托名家,遂使作者真名失考。作者作李白或高适者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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