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浪漫-李白与拜伦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6-10 10:25 标签:

诗性的浪漫——李白与拜伦

 

李白与拜伦,一位生活于公元701-762年的中国盛唐转衰时期,另一位则诞生在距之一千多年后的18世纪未期的英国。无论从历史时间还是地理位置来说,一东一西的这两位诗人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距,唯一能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是“浪漫主义”这个词。

“浪漫主义”一词缘起于中世纪时期的西欧文学,特指骑士文学中骑士叙事诗这一文学体裁,这主要是就其作品的内容而言的。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一词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它既保留了作为一种文学风格的含义,又发展成一种与古典主义文学相对的文学运动,并在其后的三十年间成为席卷欧洲各国的主要文学思潮。在中国,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刘大杰)中第一次使用“浪漫主义”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提出了从庄子、《楚辞》一直到李白等人的中国浪浸主义的文学传统。

“浪漫主义”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它是汉字音译,就其产生的语境来说,它是理论移植。李白作为东方文化模子中的诗人,将这一概念用于其身,既有“失语症”的嫌疑,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语境引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相反的,处在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风口浪尖的拜伦,在传统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却一直是被排斥在外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华兹华斯认为拜伦是不诚实的、虚假的、不正当的;第一个将浪浸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来分析的支布拉姆斯在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结构与风格》一文中根本没有提到拜伦,他同样认为拜伦的诗歌因为总是在讽刺挖苦而显得不真诚。

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李白与拜伦都紧紧地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外国文学史教材当中,拜伦被称为是“浪浸主义的一代宗师”。在中国文学史教材上,李白也被称作是“继屈原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的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仅如此,浪浸性、浪漫手法等概念被频繁地运用于各种文学分析中,这一名词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对特定的文学风格或文学特征的描述,与它相联系的有:善感、抒情、个性、非理性、叛逆、自由。同为中西方伟大的诗人,李白与拜伦在诸多方面存在同与异的交叉,尤其是在个性和气质,以及创作态度和精神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通过对这种相似性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浪漫主义”这个概念。

一、个性的浪漫——“澹荡人”和“恶魔"

李白的家庭充满了神秘色彩,这也许是因为他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造成的。他的先祖被流放到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后来其父迁居绵州彰明县。祖居西域胡夷之地的家世和巴蜀社会文化环境在李白身上形成了融合西域游牧民族特性和南方楚文化气质的性格特征,使他远离儒家正统教育,成长为一个具有自由、热情个性品质的人。巴蜀又是黄老道教的重地,各种神话传说、封建迷信思想都非常兴盛,这也造就了李白总是在追求得道成仙的不切实际的虚幻理想。除此之外,麻民的出身使李白一方面既向往权力政治,一方面又缺乏必要的等级观念,疏离社会主流,反映在诗作之中则是入世不得而放浪形骸的矛盾心理的强烈表现。

拜伦与李白不同,他出身于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他的母亲一族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父亲这一系则是诺曼责族拉尔夫德伯隆的后代。然而这样显赫的家世却并没有使拜伦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家庭沉积的腐朽,母亲与父亲感情上的重重矛盾,他们性格上的种种缺陷,让他一出生就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毒烂而错杂的气息。他的父亲是个浪荡子,抛妻弃子,“他的母亲是一个残酷得叫他害怕庸俗得让他鄙视的女人”所有的亲戚都瞧不起他们孤儿寡母。身体有残疾的拜伦是在贫穷、羞耻和孤独当中长大的。因此,拜伦一生最为痛恨的就是不公正,他向往荣誉、激情、理想,向往一切可以摆脱那个堕落、庸俗的出身的力量。后来拜伦继承了叔祖父的爵位和财产,他有了金钱作为手段,可以出入议会,具备了叛逆的力量。法国启蒙运动的各种思想、拿破仑的辉煌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一方面他痛恨那个时代,厌恶周围的一切,因此他书写“海盗”和该隐;另一方面他又势利地倚重贵族的称号和往日的荣耀,以中世纪的先祖们辉煌的战绩为榜样,写道:“他要像你们一样生,或者要像你们一样死。”

不管是李白显得复杂的身世,还是拜伦充满矛盾的家庭,不一样的时间和环境却使这两位诗人在个性方面凸显出了相似的特质。对于李白和拜伦,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提炼他们的性格——”澹荡人”和“恶魔”。“澹荡”意即洒脱、放浪自适。不论是文学理想还是政治抱负,李白都是猬狂傲慢的,充满了舍我其谁的气势。他崇尚的人物是鲁仲连一类的侠客狂士。他自己同样能文能武,早年游走江湖,结交朋友,纵览山河,意气风发。后来,虽服务于朝廷,但同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很少顾忌朝廷禁忌,这回然导致了他的仕途多舛,但诗人放荡潇洒的性格可见一斑。他后来参与永王李瞒的谋反,虽名不正言不顺,导致了后世许多苛责,但从他“为君谈笑静胡沙”、“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豪气干云、希望能驰骋沙场的英雄气概和指挥若定的潇洒形象,以及不讳言谋取功名的坦荡情怀。

“且来享受醇酒妇人,尽情欢笑;明天再喝苏打水,听人讲道",拜伦的这一著名诗句充分反映了他的个性特点:“从他父系的血统里承继了放荡不羁,反抗英国旧习惯、旧思想、旧道德和旧礼教乃至一切尝试的冒险的精神;从他母系的血统里承继了多愁善感、流动的、无常的、狂热的性格和一切妇人的适意与天才,所以,他长大了,在文艺上和人格上是一半罪恶、一半道德的融和。他的大名一天一天地传布世上,但他的人格好像谜一样,总是猜不破,便因这个缘故。”作为谜一样的拜伦毫无疑问地遗传了他的家族素来不光彩的历史,成年后更因为他桀骜不驯的言谈和行为成为众矢之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拜伦在英国都并没有享有他在国际上应该享有的相等的声誉,“在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诗往往是低劣的,他的情调往往是华而不雅的,但是在国外,他的情感方式和他的人生观经过了传播、发扬和变质,广泛流行,以至于成为重大事件的因素”[]。从罗素的这一番话中可以看出,拜伦过于放荡洒脱的个性与英国人素来谨小值微的性格确实格格不入,他不是属于民族性以内的,所以他是“恶魔”。“拜伦勋爵”这个词在当时的英国具有撒旦的气质。那么他所受到的诽谤和排斥带给了拜伦什么呢?他无畏地说:“如果这些谣言都是真的,那我不配在英国居住;如果这些谣言都是假的,那英国不配给我居住。”他向往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而是全人类的,所以他豪迈地说“若国内没有自由可为之战斗”,他就去意大利,去希腊,为邻人,为正义,为所有人的解放而战。他说:“为自由而战吧,在一切可能之处。”“澹荡人”和“恶魔”代表了两位诗人独特的人格,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词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与传统的决裂。这种个性无疑是浪漫的。

二、漫游的浪漫——虚与实的自由精神

两位诗人都留下了数量丰富、质量惊人的诗作。从他们所吟咏的内容上来看,尽管对象千差万别,但表达的情感体验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最为相近的,是二者对漫游的喜爱。李白自幼生活在蜀地,巴山蜀水的奇异风情深深地震撼了他。他成年后出川,又开始周游全国各地。拜伦的祖国是英国,但是他与英国之间却永远是又爱又恨。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远行。这些都显示了二人不安分的灵魂和永远激荡澎湃的心灵。在二人的漫游当中,交织着的是对政治斗争的热衷:李白几次出入长安,拜伦在欧洲各地参与战斗,这些经历给两位诗人漂泊的生涯赋予了浓重的现实色彩。在对传统的浪漫主义的理解当中,尤其是19世纪与拜伦同时期的“湖畔派诗人”那里,他们倡导的浪漫主义需要远离现实,为艺术而艺术。李白与拜伦似乎在这一点上都不够浪漫,而且显得世俗。但是如果我们不从二者的经历而是从二者的作品入手,我们可以发现,李白的“游仙诗”和拜伦的“东方英雄”都凸显了两位诗人心中的浪漫气质,与真正的现实无关紧要,他们追寻的永远是梦想,高高在上。

李白崇拜的诗人当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孟浩然,一是谢绝。他说:“我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赠孟浩然》),他同时希望死后能埋在“谢家青山”。这两位诗人,都是山水诗人,李白崇拜的不仅是他们卓越的诗才,更是他们徜徉于山水之间的飘逸和洒脱,以及他们笔下千姿百态的美好自然。李白的漫游诗包括两种,一是山水诗,一是游仙诗。一是实,一是幻。青年李白离开四川的初期,写得较多的是山水诗。他从峨眉山沿平羌江南下,到湖北荆门,在《秋下荆门》中写道:“此行不为鲈鱼绘,自爱名山入刻中。”哪里有好景,哪里有好酒,哪里就有李白。在李白的笔下,有“五松何清幽,胜境美沃州”(《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的五松山,有“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江上望皖公山》)的皖公山,有“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的敬亭山以及他最爱的庐山:“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望庐山瀑布》)除了名山以外,也有白帝城、征虏亭和兰陵美酒等等。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可见对于李白来说,真的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经历了长安荣辱、安史之乱后的李白,为了摆脱现实中的痛苦伤心,他更多的是描写仙境异景,寻仙访道,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中寄托感情。于是便有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不管是虚也好,实也好,李白与自然山水的关系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浪漫关系,最好的说明是其诗作《宣州谢绝楼钱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过往的时间不可追,今天的现实又让人颇为烦恼,唯有山水,唯有广豪无垠的大自然,可以让人忘记一切,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喜怒哀乐、贫富得失、生老病死,心跟随着日月天地跳出了这些红尘俗世的霸绊,甚至跳出了人的形体之役,最终便天人相合、物我两忘、自由自在了。

拜伦于1809年第一次出国漫游,那时他21岁。这些漫游经历反映在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恰尔德-哈罗德是一个以拜伦自身为原型的虚构主人公,他在厌倦了英国的享乐生活后,开始出国远游,目的是摆脱忧郁,变换情调。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他去了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这些漫游故事让拜伦一夜成名。几年以后,当他永久性地离开了英国,他写了第三章和第四章。这次故事发生在欧洲腹地,他去了瑞士、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尤其是在比利时,他凭吊了滑铁卢;在法国,他追忆了卢梭;在意大利,古罗马的荣光和今日的屈辱进发出了骇人的火花。拜伦的另外一部长篇叙事诗《唐琐》,同样充满了浸游的激情。唐磺从西班牙来到希腊,后来又到了土耳其、俄罗斯,最后以异乡人的身份到了英国。在拜伦的笔下,主人公都像是高空中的雄鹰,没有能束缚他们的东西,他们总是在寻觅,在追求。但是现实中同样没有可以满足他们的东西,因此,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是漂泊。他们总是走得那么容易:“我的心性却轻浮冷淡,一笑就去国离乡”(《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一章),这其实也是拜伦自身生活的再现。他的故乡只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这个精神世界就是自由。他在英国、意大利、希腊,不停地寻觅着自由之乡。在拜伦的另一个类型的诗作中,他还描述了一个可观的东方世界。尽管拜伦确实曾到过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等地,但是在他的诗中所展示的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东方。在《东方叙事诗》中,拜伦描述了一个传奇的世界,而在《希伯来歌曲》中,他回溯了历史中的专制和苦难。雷马克认为:“异国情趣不仅意味着要发现独具一格的外国文化,而且这是一种思想状况或思想骚动…….它还在其他近乎相同但又不同的文化中进一步寻求满足,或者重新开始寻找一套不同的文化成分以满足心理和生理上的流浪癖。”拜伦笔下的东方景物要么充满了童话色彩,要么充满了忧郁和悲凉。美丽的清真寺和哀伤的巴比伦河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那是拜伦沉湎其中的精神幻境,在那里他放纵自己的想象,给自由附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自由总是那样的遥远和迷茫,这之中不得不产生一种浪漫之意。或许浪漫就是那超脱于现实又来自于现实的情感,是将人生和生活的一切诗化展现的结果。

三、情感的浪漫——真挚的表达

李白和拜伦都具有浪浸洒脱的个性,同样的感情丰富、热烈、真挚。纵观两位诗人的一生,都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虽然在现存李白的九百九十多首诗歌当中,爱情诗所占的比例很少,但是其中却不乏情真意切、优美动人之作。在李白描写爱情的作品当中,有诗有词,内容上,有表达对美人的爱慕的,如《玉真仙人词》;也有表达对情人的思念的,如《长相思》二首;最多的则是诗人拟女性口吻之作,如《长干行》、《关山月》、《子夜吴歌》等,皆为名篇佳作。当然,李白的这些诗作,并非直抒爱情,而更主要的是表达对女子的同情与赞美的情感。这是他与拜伦之间的一个差异。

拜伦的一生虽然短暂,爱情经历却丰富多彩。在他的情人名单上,我们可以看到长长的一串:婚前有玛丽安查沃思、伊丽莎白·皮戈特;短暂的婚姻之后还有珍妮·克莱蒙特、特瑞萨:归齐奥利伯爵夫人,等等。拜伦的爱情诗,有对爱人美妙身姿的赞美,有对爱情甜蜜的回味歌颂,也有爱情消逝时的悲痛留恋和对死去了的情人的追怀感伤。他说:“我要采尽我的青的矿藏,直到最后一条矿脉,然后——再见。”他享受生活,享受每一次爱情的邂逅。正因为如此,他写过无数优美的情诗,让爱情所引起的每一丝情味感染了无数世人。

在李白和拜伦的笔下,女性都是美的象征,他们都极力地赞美和描写女性之美。李白擅长在诗中抒发对神话中的仙女的仰慕,他写过上元夫人:“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上元夫人》);还有洛神:“香尘动罗袜,水不沾衣”(感兴八首·其二);最著名的应该是他赞美杨贵妃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清平调》)。古人有贬低李白之词,说他的诗“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言语虽过当,但不能否认李白风流的本色,他用神话和夸张的方式极力渲染感言的美,塑造了众多艳丽脱俗的美人形象。

拜伦对女性同样不吝惜语言,最具代表性的一首诗是《雅典的少女》,松开的卷发、鲜艳的红唇,轻盈的腰身勾勒出一个曼妙美丽的少女形象,拜伦用炽烈的语言抒发他的爱恋,诗歌每一节的最后一句都重复:“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表达出诗人无比炽烈的情感。在拜伦的叙事诗中,与英雄相映成趣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美人。虽然拜伦也有过玩世不恭,如:“谁写作不是为了取悦女人”;有过愤世嫉俗,如:“像拿破仑一样,我一直极其鄙视女人”的言论,以至于有人给他扣了顶“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帽子,但是他的诗作却给了我们另一种印象:诗中的拜伦只是一个拜倒在爱情裙摆之下的痴情人。

李白和拜伦的爱情诗虽然描写的对象不同,方式不同,但是都同样胜在直接,胜在真挚。他们都用简单的语言、浅白的方式表达了复杂而深层的情感。Romance一词在西语中最早所指称的中世纪的骑士故事,就是通过强烈炙热的爱情来打破宗教束缚,因而“浪漫”一词会在后世逐渐指向那种自然而然的、真挚强烈的爱情,越是情感上不掩饰自我、不依附其他的纯粹的爱情,我们越是称之为“浪浸”。

不仅是爱情,两位诗人在友情上也颇有可书之处,他们在并不长的一生当中,都结交了许多情投意合的朋友,比如杜甫之于李白,雪莱之于拜伦。李白和拜伦在感情上,都既真且浓,在李长之的《李白传》中,他是这样描述李白的:“我说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这是因为他所爱、所憎、所求、所弃、所喜、所愁,皆趋于极端故。他还列举了李白的许多诗句,里面有“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等。拜伦同样如此,他们的爱恨悲喜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范围,因而他们所抒发的情感才会那么激荡人心,给人以浪漫之感。

个性的潇洒、追求的自由、情感的真挚,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天真”,也就是一种诗性的人生。“天真是指不被外界环境改变的自我本性,《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李白与拜伦都经历了世事的浮沉,他们在他们的时代都积极干预现实,虽然手段是幼稚的,结果是虚空的,但是诗人天真的品格却一直贯穿于他们的创作之中。在足迹上,李白和拜伦总是在漫游;在情感上,他们也总是漂浮不定。在李白和拜伦的人生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风流潇洒;在他们的诗歌当中,我们感到的也都是气势恢弘、绚丽多彩、无拘无束。他们都将自己传奇的人生和天才的艺术表现能力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同时,在他们的诗歌当中,也常常流露出阴郁感伤的情绪。李白的风格虽然一贯是明媚的,但是在他的诗中也有“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消沉;拜伦在《传道者说:凡事都是虚空》中亦有“我有过荣名,才智,爱情,青春,健康和精力……如今我极力搜寻记忆,把往事——清点……没有哪一天,没有哪一时,欢情不掺上苦味,也没有哪一件华美的服饰,不曾磨损而破碎”的颓靡。恰如莫洛亚在《拜伦传》中所形容的,他们在“宣布人世间万事皆空时,怀有一种忧郁的快意”。拜伦较之李白,对黑暗的现实更加敏感,因而也更加悲观,甚至绝望。在他的《梦》、《黑暗》、《曼费雷德》这些作品中,我们总能体会到那一颗千疮百孔、空虚孤独的心灵。

"实际上,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太天真,他把时代投射的假象当做真实的现实,并以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勃兰兑斯也认为拜伦:“他要一直攀登到那已经超越雪线、不容人类的弱点和委曲求全有任何立足之地的峰峦之巅,他的灵魂才能够自由地呼吸。”李白和拜伦在极端地幻想之后,便是极端地失望。诗人的热情使他们不能不热衷于追求,但是他们的天真又使他们看不清现实,他们总是想的比现实高,比现实远,因而他们总是在用幻想的方式来反击现实。所以拜伦在《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里会慨叹:“我也曾有过梦境中的辉煌,那是极乐之乡神奇的幻觉;现实!你何必用可憎的明亮,把我引导到这样一个俗界。”

到底什么是浪漫主义?“romantic另一个意指‘从规则与惯例中解放出来”的延伸用法,不只在艺术、文学和音乐上,而且在情感与行为上皆明显可见。”今天,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已经泛滥了的浪漫主义,是不是可以因为李白和拜伦的相似的天真和相似的幻灭而重新审视?也许浪漫主义的特质正是在于,引导他们的是心,而不是物质;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他们都有一个天真的魂灵。这种天真不仅是一种性格心理,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美学风格,即浪漫的风格,从而将生活的一切都作出诗性的反映,升华为一种超越现实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