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洄水沱”现象的两个样本-论李白与郭沫若共通的思想文化征候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6-09 13:59 标签:

“洄水沱”现象的两个样本*——论李白与郭沫若共通的思想文化征候

 

从思想文化立场来看,郭沫若和李白都是非常复杂的存在,这种复杂性类似于四川的“洄水沱”景观。“洄水沦"本指江河中水流回旋形成的区域,此处借用它,是看重水流回旋因而多种物体并存缠绕于此种区域而自成一体这个意义。就郭沫若而言,他所存在的文化背景有传统的儒、道、侠、隐逸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而李白身上有儒、释、道、纵横、任侠、诸子百家以及魏晋风度的影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洄水沱’现象”,而李白就是中国盛唐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洄水沱”现象。二者不仅在复杂性上相似,而且在具体的思想文化方面具有相通性。

一、入世品格

总体而言,在李白的心目中,为追求“宴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社会理想而不懈努力,从而“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始终是他的一个理想。

天宝初年,李白待诏金马门,入世之梦有了实现的可能,此时他朗朗吟诵“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为翰林供奉后,更是风得意。安史之乱中,在李瞒三次托人邀他时,他以为自己展示才华、拯救破碎山河、做辅弼大臣的机会来临了,就入了李瞒幕,高吟“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并在《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中大抒“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的豪情壮志。最终,李白被流放夜郎(至德二年),悲剧性地结束了此次从政经历。公元761年,已六十岁的诗人由当涂北上,欲参加讨伐史朝义的叛乱,可惜半道因病折回,第二年即病死于当涂。临终时,李白发出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让我们不禁领略到了当年李白写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时的悲痛情怀。李白的一生,终究是想入世而不得的悲剧一生。

郭沫若是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他在所有领域的努力都服鹰于入世情怀。正是入世情怀,将他“这样的一个人”与“这样的社会”紧密相连。

童年时代,郭沫若就不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在乐山小学,他为了公众的权益参加罢课、闹风潮等活动;进入嘉定中学后,他代表因与“粮子”(指当时的士兵)斗殴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学(他当时并未在场),去请学校领导与营长谈判,结果遭到了斥退;辛亥革命成功后,郭沫若“欢欣鼓舞”,和同学把那些首鼠两端的老教员们赶得鸡飞狗跳,强行把都喇嘛先生的辫子给剪掉了;1913年6月,郭沫若初出夔门,于该年年底去日本学医,以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后来他弃医从文,意在挽救顽危的国势。最经典的《女神》其实是郭沫若感受到的“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的“喷火口",最经典的《屈原》等历史剧正是郭沫若以笔战斗的结晶。至于我们熟悉的郭沫若抛妇别雏,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成为“标语人”、“口号人”、党的“喇叭”,这些无一不说明了郭沫若强烈的入世精神。就连比较纯粹的学术活动,在郭沫若那里也绝对不是象牙塔中的物事,而是革命活动的另一种延续,是可以并且事实上的确参与了政治斗争的重要力量。有人说,在郭沫若那里,“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合一的,学术也是思想文化斗争之一翼”;并且指出,“郭沫若真正将学术家与革命家这两种往往冲突的身份统一了起来,故将他称为“革命的学问家较为合适”。

可以说,入世品格具有观照郭沫若的统摄性意义。

二、叛逆意识

不管是观照李白还是郭沫若,“叛逆意识”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向度。

叛逆的种子其实在李白和郭沫若的幼年时候就已经发芽了。李白五岁开始“诵六甲”、“观百家”、“观奇书”,接受了包括“具有逆反意识”[]的道家文化在内的复杂文化。他不像一般的文人,在经史上多下工夫,而是顺情而动,喜欢任侠精神、纵横之术,跟从赵蕤,把鲁仲连、谢安等人作为学习的楷模,希求不经过科举考试之路而能从布衣一下跃至帝王师,实现辅弼君王的宏伟志向。所以年轻时候的李白,在崔宗之的眼里,就是“袖有匕首剑”的一个特异之士,范传正也说他“少以侠自任”(《唐左拾选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郭沫若的一生是充满叛逆精神的一生。在《我的童年》中,他把出生时的“脚先下地”当成“叛逆”的第一步;初上私塾时,他因不堪忍受“顶水”、“板凳”、“笋子炒肉”等原始残酷的“教刑”而开始逃学;读小学时就学会抽烟、喝酒,装成大人的模样故意与教书先生作对;中学期间,带头在学校闹学潮.……而且在其中学老师的教育以及自己的阅读过程中,渐渐养成了“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而这些,都有意无意地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后来的人生路径。

长大后,李白和郭沫若的叛逆品格日益发展,并在生活和创作中多有表现。

李白“平交王侯”,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于气焰器张的宦官和受皇帝宠信的斗鸡者,他骂之为盗贼:“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古风》其二十四);他笔下“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的“苍蝇”指向的就是那些颠倒黑白、谗言害人的小人。至于让高力士脱靴等行径,更是为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正是因为这些叛逆的意识、行动和诗文,李白成了一个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狂士”,遭遇的是“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甚至“世人皆欲杀”(杜甫《不见》)的悲伦处境。如果说李白的一生是一个最大的悲剧,那么,“叛逆意识”正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郭沫若的叛逆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这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化研究中。

在早期的诗歌以及历史剧创作中,郭沫若都鲜明地体现了自我,而不管是《女神》中那个渗透着强烈主体意识的“我即是神”的自我,还是历史剧中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扩张、自我素拜的自我,都是以前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下一个全新的、大胆的叛逆。而在郭沫若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叛逆意识”随时都有显现。在五四时期,当那些先驱者们纷纷批驳孔子,把异化了的儒家文化驳得一无是处的时候,郭沫若却把孔子称为“球形”发展的天才,是人格发展非常完善的圣人,认为“孔子的人生哲学是由他那动的泛神的宇宙观出发,而高唱精神之独立自主与人格之自律”。后来,郭沫若毫不费力地把孔子、庄子、王阳明乃至歌德、柏格森等并举,融会贯通而毫不勉强,大有“六经注我”之气概。另外,郭沫若非常喜欢从大处着眼,好宏观议论而不重章句考证,有着大胆怀疑、好翻成案的逆向思维与标新立异的主体意识,如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对中国母权制时代的发现和对生殖崇拜的新解,对《诗经》的新解,等等,这都体现了他深受今文经学影响而具有的叛逆精神。

综上可见,不管是李白还是郭沫若,不管是在其人生历程中,还是在其作品中,都可见鲜明的叛逆意识。换句话说,叛逆意识成了二者现实生命和文学生命共通的底色。

三、隐逸思想

李白生活于道教氛围非常浓厚的蜀地,自小受到了道教文化的重陶。他曾自言“学道三十春,自言羲和人”(《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隐逸在“岷山、嵩山、随州、齐”等地,与“东岩子、元丹丘……参寥子”等等具有隐逸思想的人物交游,还亲自去“访道”,以至于梦中都在学道:“余尝学道穷冥,梦中往往游仙山。”(《下途归石门旧居》)李白就是这样,“信教信得笃”。通过学道,李白有了“仙风道骨”,成了“谪仙人”。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掉喜欢神仙道教的“逸人李白”与希求建功立业的“俗人李白”形象的复杂纠缠。因为即便在他当了翰林供奉之后,也写出了《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样透出隐逸倾向的诗歌。所以,尽管“李白之从政史,简直就可以说是他之学鲁仲连史”,李白终究没有达到鲁仲连那样的成就,既没有“功成”,更没有“功成身退”,他的所有努力最后都是一场空,一个幻灭的悲剧。

在郭沫若生活的现代社会,隐逸思想不再成为我们价值倾向的主流。但是,和周作人、郁达夫、梁实一样,隐逸思想并未在郭沫若那里彻底缺席。早在少年时代,他哥哥就认为他“沾染着一肚皮臭名士的怪脾胃”(《少年时代》),而他自述的“拼命喝大曲酒,打麻将牌,连夜连晚地沉醉,连夜连晚地穷赌”也就带有鲜明的“名士”特征。在郭沫若的阅读历史上,既有伯夷、叔齐、庄子、屈原,也有李白、陶潜、王维,还有苏轼和王阳明。如果说伯夷和叔齐的隐逸追求足够明显而且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认同,庄子、屈原、李白、陶潜、王维的沉静人格和作品中的隐逸倾向至少同样明显,而且在事实上,对他们隐逸一面的感悟构成了郭沫若诗歌、历史剧创作的重要背景。所以,积极入世的郭沫若,其实并没有完全拒绝隐逸思想的渗入。在他复杂的作品世界里,既有体现了素高、刚健、男子汉气概的《天狗》等诗作,有《屈原》以及《高渐离》等剧作,也有体现了卑怯、柔弱、女子般情怀的《新月与白云》等诗作,有涵括无尽柔情的《棠棣之花》等剧作。这看似矛盾的雄浑与冲淡的风格,和郭沫若刚健与柔婉的两极情感正好相互呼应,和谐统一。或许我们在此会想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类的经典表达,事实上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的确就是这样劝诚自己的。但是,较之李白,郭沫若的隐逸思想还有一个变形和现代改造的问题,“他那些隐’之个体行为本身与传统有些区别,常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文革的游历山水,不仅是个体活动,还带有外交”、考察等政治社会性目的,但其隐逸性质,或者说变相实现隐逸是不可忽视的"。

四、任侠精神

唐朝尤其是盛唐这个“高峰时代”的精神征候之一,即是任侠风气的流行。大体而言,任侠风气的形成与唐时开明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开化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而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的李白,加上昌隆具体风俗的濡染,形成了他“特有的豪侠之风”。

李白“少以侠自任”,“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二十五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平时的装束是“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还“袖有匕首剑”(崔宗之《赠李十二》),一幅侠士模样。在京师,他声明远播,就是因他“任侠,不事产业”(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此外,李白第一次漫游时一年内为落魄公子花了三十万金的“义举”,以及他持刀为朋友吴指南守尸洞庭湖边,后剔骨埋葬的壮举,充分体现了他“重义”的特征,而“重义”正是侠士最重要的精神特质,是侠文化中的精髓所在。

李白不仅身带侠气,也写有大量诗歌歌咏侠士品格和侠义精神。如《少年行》中的“准南少年游侠客,白日述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临江王节士歌》的“壮士念,雄风击。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司马将军歌》的“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他对侠义之士不遗余力的这些抒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李白对自己人生形象的设计之一。事实上,李白也的确以侠义精神建构了自己鲜明的个性世界,并且以他的言、行和诗歌作品影响了与他同时的以及后代的文人,比如郭沫若。

郭沫若侠文化观念的成因,可以简单归结于三个层面:他的家族传统、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受到的文化教育。

先看家族传统。郭沫若的祖父经常仗义疏财,被乡人称为“金脸大王”。郭沫若的父亲做过“云土”(即云南产的鸦片烟)生意,还做过酿酒、榨油、兑换银钱等等生意,常常一个人跑铜河、跑府河、跑雅河。郭沫若乳名“文豹",号“尚武”,而且,其兄长还和他一起掩护过土匪头目杨三和尚,使其免遭逮捕。长辈潜移默化的影响,兄长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郭沫若对侠文化的认同感。

再看郭沫若幼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郭沫若出生的乐山铜河沙湾,是“土匪的巢穴",他曾骄傲地说:“就在那样土匪的巢穴里面,一八九二年的秋天生出了我。”因为在郭沫若的眼里,那些土匪不管怎么凶顽,在本乡十五里之内决不生事,都标榜“义气",具有侠士风范。

再看看郭沫若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的影响。郭沫若很小就开始接触《史记》,最喜欢读“《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信陵君列传》、《刺客列传》等等”,其中项羽、廉颇、蔺相如、信陵君以及刺客都有尚力、尚勇、贵义的侠士特征,而不食周粟的伯夷、为国家兴旺进言贬以致投江而亡的屈原,向来是重义的典范人物。在随后的阅读中,郭沫若逐渐喜欢上了曹植、李白、苏轼、完淳、秋瑾以及柳亚子等具有豪侠气概的诗人,也喜欢上了刻画了侠性人物罗宾汉的Scot(司各特):“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正是这些人的侠性精神,与郭沫若的心灵积淀进行了同构,以至后来郭沫若还说过“我赞美游侠"。

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中,诗歌和历史剧是最重要的两种体裁,分别侧重于对侠文化中“尚力”和“重义”两方面特质的揭示。

在《女神》、《星空》、《前茅》等诗集中,郭沫若较充分地在以雄浑风格为代表的作品中体现了“尚力”特征,比如其中的天狗形象(《女神天狗》)、凤凰形象(《女神-凤凰涅槃》),以及充满了力的“我”的形象(《女神·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女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女神太阳礼赞》),以及郭沫若直接对力的赞颂和崇拜:“我崇拜创造的精神,素拜力,素拜血,崇拜心脏”(《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对力的直接讴歌:“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此外,郭沫若还对力的表现者如夏禹极力歌颂。郭沫若在历史剧中所关注和体现的“义”“具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反对侵略和分裂;二是张扬把人当作人的人道主义”。为此,他选取的歌颂对象,均是重然诺,舍生取义,愿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士,这些士不仅仅包括屈原(《屈原》)、聂政(《棠棣之花》)、信陵君(《虎符》)、段功(《孔雀胆》)以及夏完淳(《南冠草》),还包括为了“大义”的实现而舍掉自己生命的一些侠女:《棠棣之花》中的春姑和聂羹、《虎符》中的如姬、《屈原》中的婵娟以及《孔雀胆》中的阿盖。

以上是我从入世品格、叛逆意识、隐逸思想以及任侠精神四个方面考察了李白与郭沫若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共通性。事实上,对李白与郭沫若思想文化上的共通性的解读其实就是对李白影响了郭沫若哪些方面的一种考量。那么,李白与郭沫若为什么都会成为思想文化上的“洄水它"现象?李白被郭沫若认同、接受的内在机理是什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说,是具有“杂”文化特征的巴蜀文化使得他们之间具有了大致相通的生存形态,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的精神之间具有了跨越历史阻隔的精神上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