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与乔吉散曲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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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与乔吉散曲之比较

 

在中国诗歌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是中古以来三座高峰。三峰毗连,形态殊异,却各逞其美。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舞台上独步千古的杰出人物当属李白,他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千余年来早有定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乔吉(1280-1345,字梦符)曾与同他并肩齐名的张小山一起被誉为“犹诗家之有李杜”,是元代散曲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深受李白诗歌影响。李白作品特色以浪漫为主,但其豪迈率真的性格,炽热奔放的情感,对才华的高度自负及终其一生的思想矛盾——理想与现实、建功立业与隐逸求仙,必然决定了其作品风格多样。作为元代散曲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清客,一个江湖名士,乔吉潇洒而放达;作为一个传统意识有所复苏的文人,一个有所追求而不能实现的才学之士和寄人篱下的布衣,乔吉又显得孤独而冷漠。这种双重人格、双重心态使得乔吉的散曲具有多样化的风格。

一、

李白诗歌与乔吉散曲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典诗歌长河中焕发出独特光彩,不仅在于诸如反映世俗风情的史学价值,也不仅在于窥见情感世界、心灵历史的“人学”价值,更在于其独到的美学价值。下文最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乔吉散曲与李白诗歌的“不似之似”。

首先,两者在自己的诗作中对自我形象的刻画有着极其相似之处,都表现为充满道家精神的儒者形象,并对自身的才华有着高度的自信。

大呼“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往往把自己比作大鹏,《李白诗全集》中写到大鹏的就有二十多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为君一击,鹏抟九天”(《独漉篇》)。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李白自许“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乔吉“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宣称自己是“酒圣诗禅",“江湖醉仙”,“华阳巾鹤骆蹁跹"。喜作道士装扮的乔吉高呼“断简残篇,翰墨云烟,香满山川”[中吕]《折桂令·自述》),对自身的才气也极为自信。而在《凉夜清兴》中,乔吉以“醉来起成三个,是清风明月我”的自我写照,急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李白身影。二人都对封建秩序和富贵功名极度蔑视而对自由极其向往。李白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钟鼓撰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乔吉则说:“不是我心灰意懒,怎陪伴愚眉肉眼”(《闲适二曲其二》),“黄尘黑海万丈波,绿袍槐简千家货”[南]《玉交枝无题》),“算世人难瞪脱,脱这金枷玉锁”、“乐跑跑,笑呵呵,看别人搭套项推沉磨"([中吕]《喜来·自警》),“这一条青穗绦,傲杀你黄金带”(双调]《玉交枝》失题三)。

其次,豪放飘逸是后世公认的李白诗歌的特色,乔吉散曲中也有类似者,飞瀑险滩、惊涛骇浪是他们共同钟爱的意象。

乔吉散曲中洪波翻腾、江潮怒卷的磅礴气势与李白诗中山水奇险、江河浩荡的波澜壮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格式》中指出:“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吴跨神鳌,豹沫于大海,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在审美意象的选择上,李白偏爱宏伟壮观的事物,在现存的九百八十七篇作品中,描写宏大意象达一千一百余次,并对其进行时空拓展和夸张描绘:“燕山雪花大如席”,“白波九道流雪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意象壮大,形象飞动,读之有风起云涌、电掣雷鸣的气概,这也正是乔吉写景散曲的一大美学特征,其包含的昂扬奔放、不可遏制的巨大力量正体现了豪壮之美。这种豪壮之美往往是通过飞动壮大的意象来显现,如“凤凰台,金龙玉虎帝王宅"(双调]《殿前欢登凤凰台》),“青天白日见楼台”“卧苍龙鳞甲生苔”(双调]《水仙子德清长桥》),“似白虹饮润,玉龙下山,晴雪飞滩”[双调]《水仙子·重观瀑布》),“紫箫声入九华天”(双调]《水仙子·乐清白鹤寺瀑布》),飞来千丈玉娱蛤,横驾三天白,凿开万窍黄云洞”(双调]《水仙子·吴江垂虹桥》)等等。乔吉写景散曲中有一部分作品的意象奇崛,以矫健怪奇之笔点化渲染,顿成雄奇豪放之作。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青铜器时代的大鼎上的饕餮和陶器上的怪兽图腾,神秘、恐怖、威吓,体现了早期奴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但从审美角度观照,则构成一种“狞厉的美”。李白诗作爱以神鬼怪异意象入诗。这无疑对乔吉也有所启示,如“员员金环重,拨貌石柱雄,铁锁囚龙”(双调]《水仙子·吴江垂虹桥》),突出的有双调]《水仙子·重观瀑布》:“天机织罢月梭闲,石壁高垂雪练寒。冰丝带雨悬香汉,几千年晒未干。露华凉人怯衣单。似白虹饮润,玉龙下山,晴雪飞滩。”全曲雄伟壮美,想象颇有仙风,如果不是散曲特有的排山倒海似的博喻,有可能误为李白作品,与《望庐山瀑布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次,李白与乔吉的语言在自然流畅而又新奇独特方面有着相似的特点。

李白“志不拘检”(殷瑶《河岳英灵集》),作诗“多不拘常律”(任华《杂言寄李白》),不因袭前人,想象超凡奇特,造语新警动人。齐己《读李白集》诗云:“竭云涛,剑巨鳌,搜刮造化空车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骊龙不敢为珠主。人间物象不供取,饱饮神游向玄圃。”赵翼《瓯北诗话》又说:李白诗虽“奇警极矣,而以挥洒出之,全不见其锤炼之迹”。在诗歌语言方面,李白主张自然率真,反对雕琢浮华。他曾经赞美韦良宰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也曾批评梁陈以来的形式主义诗歌为“绮丽不足珍”,“雕虫丧天真”。他的诗歌创作真正实践了他的主张,其作品语言天然率真,加上丰富的想象,奇警动人而又流畅自然的佳句比比皆是,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拟古十二首》其八)等。乔吉散曲风格特征素有“蒜酪”、“蛤蜊”之称。赵义山认为“乔曲之时发奇想,思落天外”。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这样评价过乔吉的散曲:“最足以表现元曲的特色者,乃在梦符的套曲及一部分的更通俗、更活泼动人的小令。”[6[双调]《水仙子·咏雪》这首以夸张的笔里来渲染大雪纷飞的壮观景象的咏雪曲,把典故意象与非常通俗的意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新奇的艺术效果,不仅不落前人童臼,同时又显现了散曲“俚趣”本色。东晋才女谢道温以“柳絮”喻雪,后来历代诗人多有沿用,而乔吉此曲尽管也以柳絮喻雪,似乎并无新意,但“冷无香”却化腐朽为神奇,从触觉、嗅觉两方面入手,表其形又达其神。最后三句中乔吉分别以“面瓮儿”、“盐堆儿”、“粉缸儿”来形容雪封的台舍,不仅在整个元代散曲界是新奇的,即便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乔吉此曲能在中国古人众多咏雪之作中熠熠生辉,这三个新奇的意象功不可没。中国古典诗人在创作时一般规避俚俗,力求典雅,写离愁则“斜阳”、“寒鸦”,写羁旅则“归雁”、“倦客”,写闺情则“残花”、“愁云”,写隐逸则“伯夷”、“严陵”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早已约定俗成了的意象。尽管乔吉散曲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意象,但其用“愁窖儿”、“相思店”、“愁行货","(睡如)翻饼”,“蝎虎儿(干害死)”等意象来表现离愁别恨,不仅在元散曲史上,甚至扩展至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是罕见新奇的。

二、

从未真正入仕的李白热衷于儒家的成就功业,勾画着儒道并存的理想状态,将“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先儒后道的人生道路作为毕生追求。然而功业未成的他很难从山水行乐中获得解脱,总处于“功未成、身难退”的尴尬状态。在元代这样一个尚武轻文的时代,乔吉颠沛流离终生,“大概最初是想南下求仕,有所作为,最后理想落空,于是放浪江湖”。作为唐诗和元曲两座古典诗歌高峰上的巨擎,李白和乔吉由于时代的不同以及生平遭际、创作心态的不一样,二人作品相似之中又有不同。

首先,在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上,李白、乔吉二人作品中的“我”都否定功名而又风流自赏,但乔吉散曲中的“我”在背离文人传统价值理念的道路上更为彻底。

李白终其一生一直处于躁动不安、进退维谷之中,欲济苍生、安社稷却为世俗所不容;欲求仙学道、归隐山林,但终究难平报国之志;欲借酒浇愁,却难耐酒后清醒之苦。尽管当他积极用世的热情受挫时激愤地喊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但离开长安到处漂泊的他仍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度被朝廷任用:“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在遭到权臣贵威的谗毁后仍然希望“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乔吉是元代文人中“沉屈下僚,志不得伸”的典型,早年的他依红偎翠、驰逐章台,在风月场上恣意畅游。从他抒写男女爱恋、赠怀歌妓的曲作中,就可以看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疏狂不羁,与他交往过的歌妓不下十七人。在乔吉现存的两百余首散曲中,体现他玩世态度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平生脱不了疏狂限”(《行香子题情》)、“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么遍·自述》)。元代废止科举长达七十八年(1237-1315)之久,“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胥吏,或执仆役以事言僚,或作技巧贩器以为工匠商贾”。根本无出世机会的乔吉干脆喊出:“苍天负我,我负苍天。”(《里西琐号懒云窝自叙有作奉和六首》其六)从[中]《折桂令·自述》中的“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可知,乔吉既啸傲山水又醉情风月,并以此作为与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相抗衡的精神力量,完全将自己放在了与正统士子生活道路相对立的道路上。在[中吕]《山坡羊·寓兴》中乔吉以调侃的语调道出“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这种置世态炎凉于不顾,对人间好恶也全不计较的处世态度,貌似浑浑噩噩,其实正是经历世态炎凉之后对世俗的高度蔑视——对天地世情不屑一顾,管你青眼白眼依然我行我素,这就是作者勾勒的自身愤世嫉俗形象的精髓。

其次,李白与乔吉作品中的豪放风格也有差异。

李白诗歌狂放执著,飘逸俊美;而乔吉散曲豪放之中多有愤激抗争之音。“中国的宦游者绝大多数是‘负志而往,受阻而悲’。”盛唐时代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宽松给了士人开阔的视野胸襟,鼎盛时代的气魄精神又激发起士人强烈的入世热情。生性率真的李白尽管也在理想与现实中矛盾痛苦,但始终充满着昂扬的济世之志,晚年还热情高涨地参加李瞒幕府,所以其狂放执著的诗篇大多洋溢着乐观奔放的青春气息,显得格外飘逸俊美。如《行路难》在人世险阻的感叹中笔锋一转,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乐观结束全诗,诗中描绘的赤子情怀及旺盛的生命力令人神往。乔吉身处的元代,执掌政权的蒙古贵族重武功而轻文治,仕进无途的元代知识分子从“四民”之首滑到了“九儒十丐”。作为在传统文化重陶下成长的汉族文人,乔吉美好的传统理想与无情的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而家道中落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从乔吉散曲中的陪酒传宴之作来看,曾与他交往过的人当中不乏一些政府高官。可是在“仕进有多歧”的元代,这些能呼风唤雨的高言们并没有向朝廷举荐乔吉,可见,在这些人眼里乔吉也不过只是一个度曲梅的清客而已。于是,有志难酬的感愤、枉作笑谈的凄凉与家道中落的悲酸交织在一起,酿成了乔吉内心深处的悲愤沉郁情怀。在乔吉散曲中,不论是放达洒脱的自述篇章,抑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怀古散曲,其潇洒不羁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颗强遣悲愁的落拓愤滤之心。如双调]《折桂令登姑苏台》:“百花洲上新台,檐吻云平,图画天开。鹏俯沧溟,屋横城市,鳌驾蓬莱。学捧心山誓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

再次,尽管李白诗歌与乔吉散曲都具有新奇的特点,但二人的方式有所不同。

李白善于运用丰富而奇诡的想象,与夸张、比喻等手法相结合,把现实与理想、人间与幻境、自然与人事巧妙地熔铸成篇,创造出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诗人独特的想象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离奇悄恍,纵横变幻,极尽才思敏捷之所能。而乔吉则善于化俗为雅,造语新奇。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引》认为:“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乔吉将商贾行语用于散曲中,他的“勾肆儿”、“行货”、“税钱”、“等秤”、“历册”等意象,就连以读谐俚俗风格著称的关汉卿散曲中都是没有的。再如双调]《水仙子·怨风情》:“眼中花怎得接连枝,眉上锁新教配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闷葫芦较断线儿,锦鸯别对了个雄雌。野蜂儿难寻觅,蝎虎儿干害死,蚕师儿毕罢了相思。”乔吉用“眉上锁”、“配钥匙”来形容思妇愁眉不展,块垒难消,比起宋代韩缜《凤萧吟》中的“锁离愁,连绵无际”之类,别具尖新活泼之感。“闷葫芦”、“野蜂儿”、“蝎虎儿”等这一串非常通俗的意象,却表达出了“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陆游《钗头凤》)的意蕴。乔吉之前的很多诗人都有描写思妇悔恨的诗句,他却另辟蹊径,将这种思绪非常新奇同时又非常自然地表达了出来。最后一句“蚕师儿毕罢了相思“化用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反其意而用之。此曲在学术界被普遍认为“尖新俏皮”“爽辣活脱”,假若将曲中这些通俗性很强的意象换作文雅之词,势必会减色不少。

李白与乔吉均才高自负,敏感任性,不大善于顺应事态人情,总感觉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中备受熬煎,即具有大致相同的遭遇与极相似的气质。这使他们有可能对人生态度做出大致相同的选择并付诸文字。但两人生活的时代、生平遭际及创作心态的不同导致二人作品相似之中又有不同。他们分别以卓越的才华从同代作家中脱颖而出,反映出各不相同的时代精神及审美取向。他们在坎坷苦痛的磨砺中,以高扬的活力及执著的精神给予后人无限的震撼和极大的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