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五岁诵六甲”商榷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6-06 14:58 标签:

李白“五岁诵六甲”商榷

 

“五岁诵六甲”是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的句子,为了阅读的方便,兹将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奏,因言寓家。

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

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矣。

 

孟子有云:“尚论古之人,读其诗,颂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反过来,欲知其人,必读其诗、颂其书。要认识李白,我们就必须认真准确地解读他的文章,方可廓清一叶而见泰山。

正确解读“五岁诵六甲”,对认识李白幼时的成长、求学经历和思想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陋,拟对“六甲”之含义进行商框性地新话,以就教于有识之君子。

一、

从现有文献看,“六甲”一词,最早见于《春繁露》,其文云:“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时、六甲之数也。”由此可知,六甲是有关时间的名词。《小学珠》卷一“六甲”条云:(六甲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汉书律历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这实际上就是上古时期用的天干地支计时之法。殷商之际,干支计时就已十分成熟。《周易》中已有“先甲”、“后甲",“先庚”、“后庚”之语,只是当时还没有“六甲”的说法。“六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可能出现在战国中后期。因为当时的天文历法已经相当精熟,惜从现存文献中难以考索。

在战国时代,“六甲”就作为蒙童学习的对象。《礼记·内则》:“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震革,女疆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濡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葬简谅。”这里的“教之数日”,就是学习如何推算时日。《汉书·食货志》云:“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到了汉代,蒙童入小学的时间比战国时期有所提前。

对于李白文中“六甲”的解释,目前学术界大致有以下三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六甲指“数日”,即学习如何推算时日。

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是清人王琦,他在《李太白集注》中谓:“《礼记》:九年教之数日。’郑康成注:朔望与六甲也。’《汉书》: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南史》:“顾欢年六七岁,知推六甲。’六甲,今之六十甲子。”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对王注作了补充,文曰:“按: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卷七云:《礼记》六年教之数与方名。注日:方名东西。九年教之数日。注日:朔望与六甲也。《汉书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王案《儒吏论》: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记之事。”

这一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李白明言“诵六甲”,如果是“数日”,不当以“诵”来数,当以“推”或者意义相当于“推”的词汇来表达,“数日”是无法以“诵”来完成的。如果说“数日”有类似今天的乘法口诀之类的顺口溜,那么,应该很普及。李白十分自负,肯定不会把儿时随俗之事加以彰显。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六甲指道教典籍。

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廓》中就说:“李白从小接受着道家的熏陶,就他自己说的五岁诵《六甲》’,《六甲》就是道宗未流的一种怪书,《神仙传》有‘左慈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的话可证。”与此论相同的还有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史》。这种观点过于武断,不可信从。周勋初教授有所申辩,可参看[]。

第三种观点认为“六甲”是“读书识字”。其代表者是周勋初教授。

此论断有很大的合理性。《初学记》卷二十一《文字第三》云:

“古者子生六岁而教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六甲书计之事,则文字之谓也。”六甲指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可以代指干支,即天干和地支。干支之字相对简单,便于蒙童练习书写,也为学习推算时日打下基础,同时也需要记诵。笔者幼时,祖父就曾以干支之名与字,教之记诵和书写。宋卫湿《礼记集说》卷二十七注引马氏曰:“书,文字也。以奇乘耦,刚柔杂比以相成,故日文。以其始于一二而生之至无穷,故日字。以其可以记事,故日书。文,言其形。字,言其法。书,言其用。先王之世,书止为六艺之一,而以之教小学者,盖书者学之所始,教之于始,固其所以成之也。”周教授观点无疑与此同。

此说似乎无懈可击,但其实不然。李白作《上安州裴长史书》之目的,是希望被荐用,其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言外之意无非申言自己幼时已为天才儿童。若“五岁诵六甲”指开始读书认字,则无异于普通小孩。再者,后文云“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目的是申说自己饱读群籍,胸览治国平天下之雄略,故此当指开始广泛阅读书籍而非简单的认字练习之举。

从入小学年龄看,战国中期成篇的《礼记·内则》言“九岁教之数日”,到了《汉书-食货志》,已为“八岁入小学,学五方六甲书计之事”,已经提前一年,那么唐代五岁开始认字习字,也是正常之事。李白决不是大器晚成者,而是属于天才少年,若言五岁开始读书识字,未免太为普通,与其文义与其当时之举皆不符。

对于天才少年的记载,可谓多矣,单凭与李白同时代的,我们就可以举出好几位,下列之,以便参照。

《白孔六帖》卷二十“幼敏”类:

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缓其失。

萧颖士四岁能厘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箱学。

权德舆生三岁知变四声,四岁能赋诗。

令狐楚生五岁能为辞章。

上面四位神童,五岁早已读书认字。李白若因希望能够被荐用而言五岁便开始读书认字,于情理不通。

再者,《汉志》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此中之“六甲”,不当是读书认字,而是推算时日。因为从字义上看,“六甲”指推算时日,“五方”指东南西北中,“书”则指习字,“计”则指数数。我们不能把《初学记》之论嫁接在《汉志》上,否则就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那么“六甲”到底指什么?我们以为,“六甲”恐是“六经”之谓。

二、

我们可以试着对汉唐时期小学教育的大致情况加以考查,以便更为清晰地认识李白的教育背景。

中国传统的教育阶段大致有两个时期,即小学和大学。大学是指“大人之学”,即以成人为教育对象,以“学大艺,履大节”为教育目标,即培养能够“治国平天下”的人。而“小学”则指以儿童为教育对象,以“学小艺,履小节”为目标,则是训练“洒扫应对之礼"。在隋唐以前,教育资源大都在言方,平民子弟读书的机会很小。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小学教育才开始扩展到民间,这得力于科举制度的兴起。唐武德七年,诏诸州县及乡立学,李浩在《唐代的村落与村级行政》一文中指出:“唐代的村学相当普遍,遍布各地乡村。反映北方黄河流域农家生活的《四时繁要》就特别指出正月‘命童子入学之暇,习方术,止博弈。元覆曾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竟习歌味咏,召而问之,皆对日:‘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因此,村学成为乡村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

唐代小学教育的内容,也相应地和科举科目相关联。如太宗时出现的影响很大的《兔园策》一书,就是因为科举制度而产生的。池小芳在《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一书中论道:“科举考试有一定的科目,学校和非学校教育也就有了相应的教育内容。如唐代进士科试诗赋,所以诗赋教学在唐代就颇受重视。当时各类大学”教育如此,儿童教育同样如此。如唐代科举即设‘童子科’,规定儿童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言;通七,予出身’。”唐代的科举科目有二,即明经和进士,“童子科”规定诵经,无疑是为成人时进行科举考试打下基础。由此推知,当时的小学教育是不会脱离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

自孔子以来,儒家经籍就成为小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按:西汉之初,立五经博士,同时《孝经》、《尔雅》立博士职,惟《乐》无博士职,盖《乐》经历秦火,文献无存。同时,也投射出儒家六艺之书在历史的发展中的自我扬弃)。《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由此可知,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之作为教材。然而,因为这些书的难度大,在学习之前,往往要先学习识字或者其他基础性的东西,所以一些基础性的书籍,就成为识字的主要启蒙书籍,如《急就篇》、《千字文》等。然而无法回避的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必然会带给蒙童教育巨大影响。在封建社会里,入仕作为最优越的生存方式,必然给教育带来巨大的竞争。因为竞争的压力,必然出现启蒙时间提前、学习内容难度加深等问题。

自孔子删订六经以来,儒学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特别是自汉代“罢腊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内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成为民族教育的终极目标。儒生——作为民族的主流教育工作者——也为这一目标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更是强化了教育的这一社会功能。姑且不论李白有没有进入私家小学,其儿童时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不会脱离当时的科举要求的。以为李白启蒙受道家之书,有违当时实际,也没有其他文献明示。李白尊崇道家,研习道教之书,恐是在十五岁以后“观奇书”之际。其文称:“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纵观全文,其意指少年时代,生长在江汉,五岁便开始诵习“六甲”,十岁则读遍诸子百家之书。一“颇”字,便显露出李白极其自负。不但如此,李白也在很多地方表示其身负治世的高才,如《为宋中丞自荐表》云:“李白…….实审无辜,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这类带有浓烈儒家色彩的文字,在李白诗文中比比皆是,这里就不再举例,读者自知。

因此我们也认为,李白“五岁诵六甲”,不会仅仅是认字习字等基础性的学习行为,应该是诵读儒家经籍。

三、

单从字面上看,“六甲”与儒家经籍风马牛不相及,但我们不能忘记李白是诗人,而且是一个不太受诗法约束的诗人。诗人的特质就是思维跳跃,不符常规。从这个角度,我们若对传统文化仔细分析,还是可以找出二者相关的蛛丝马迹。

汉代建立,统治者认识到于马上打天下,不能于马上治天下,于是精简武功,强化文治,将儒学定于一尊,广收天下书籍。刘氏向、散父子部次条别,将所收之书分为六类,分别是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加上刘歌的《辑略》,共称之为《七略》,形成了目录学的发端。《汉书·艺文志》就是在此基础上删节而成的。刘氏父子将所收之书分为六类,一是因为校书的分工不同:刘氏父子担任六艺、诸子、诗赋三部,任宏校兵书,尹成校术数,李柱国则方技;二是因为篇卷的多家不一,这成为后来书籍分类的一个重要参考原则。后汉、三国都沿用《七略》的分类方法,没有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渐渐增多,七略的分类方法便凸显出很大的局限。早在西晋时期,就有人认识到刘氏父子分类的不足,并创造性地将“七略”分类之法改革为四部分类法,《隋志序》云:“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助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勒《中经新薄》将书分为四种,第一种称之为“甲部",收录六艺及小学之书;第二种称之为乙部,收录古诸子、近世诸子、兵书、兵家、术数书;第三种称之为丙部,有《史记》、《日事》、《皇览簿》、杂事等书;第四种称之为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等。不难看出,荀勒的甲部就是后来的经部,乙部则相当于后来的子部,丙部则相当于后来的史部,丁部相当于后来的集部。东晋时期,著作郎李充对四部的次序作了修正,对乙部和丙部的位置进行了调换。《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减荣绪《晋书·李充传》:“为大著作郎。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从此,四部分类法就确定了。葡励《中经新簿》甲部收录六艺及小学,而至李充,减荣绪则言五经不言六艺及小学,盖减氏之行文如此,非李充四部法甲部只收五部经典之书。最早称四部分类法为“经史子集”的是欧阳修,其在《新唐书-艺文志序》中说:“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考史书之记载,开始以“经史子集”而替代“甲乙丙丁”的,是唐初所修《五代史志》之《经籍志》(按:后并入《隋书》,可参看《隋书-经籍志》)。

官方的编书体例,民间自是难以及时知道。但《隋书》成于唐高宗显庆时期,李白出生在神龙初,相隔五十余年,后来李白又游学天下,定能知道官方新的图书分类体例。

作为诗人,李白的思维是跳跃的,不受约束的,这就使得他可以任意表达而不守常法。从其行文来看,“五岁诵六甲”与后面的“十岁观百家”形成了对文,那么,“六甲”则应该与“百家”相对了。而自汉代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以后,“诸子百家”便成了儒家的相对者,如《晋书杜夷传》卷五十一:“夷少而恬泊,操尚贞素,居甚贫窘,不营产业,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又颜之推:“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又《册府元龟》卷五十:“文帝(按:指汉文帝)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

我们不妨推断,李白所谓“六”即指“六艺”之书,“甲”指四部分类法中的“甲部",即甲部之书。“甲部”和“经部”略等,则其“六甲”或是“六经”之意。

陶渊明《移居》有句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思,就必须对其所写之文进行全面审视,而不能加入主观臆测、断章取义而想当然尔,要知其人而论其事。

作为文士,李白是极其自负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决不会将自己等同于普通人。因而“六甲”不会是指读书认字这样简单的行为。

作为士子,李白是儒家的。李白自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后来他多次上书申言欲进入高层,以实现自己的大志,就是明证。因而他五岁时不会以道教典籍启蒙,否则,李白就早在几百年前成了丘处机而名扬江湖。

作为诗人,李白的思维是跳跃的。他将刘氏七部分类法之“六艺”简言之为“六”,四部分类法之“经”换言之为“甲”,这样不守常法的表述,于他是极其正常之事。因此他把“六甲”用作“六经”的代名词,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