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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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

 

唐人为李白编集者有三家。最早的是魏颢,其《李翰林集序》云:

“(李白)尽出其文,命题为集。…….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题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援笔成序。首以赠颤作、题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

这就说明,李白诗文在魏颐编《李翰林集》时就出现了异文。临终前,李白又托李阳冰为他编集,是为《草堂集》。《草堂集序》云:

“临当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唐元和年间,范传正也为李白编过集,其于元和十二年(817)所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李白)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从魏颤到李阳冰再到范传正,其集所本显然渊源各异,因此也导致了李白诗文更多异文的出现。这在李白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两个诗题并存,如《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并存《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即是此例。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个诗题,已有学者论及。然而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再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故不揣浅陋,以“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为题,对这个诗题的本来面目进行考察,求识者教正。

《文苑英华》以“陪侍郎叔华登楼歌”为题,以“集作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为注。

所谓“集作”,中华书局在《文苑英华》(1966年版)的“出版说明”中说:“《英华》中还有不少‘集作某’、某史作某”的小注,这个集’和‘某史”当然是宋本。”李白文集在宋代的编篆始于乐史(咸平元年,即998年),继之宋敏求(治平元年至熙宁元年,即1064-1068年),终于曾巩,刻于晏处善(元丰元年,即1078年)。《文苑英华》之编,始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成于雍熙三年十二月(986年1月),其后有过多次校勘。一是宋真宗景德四年和大中祥符初年的两次校勘。据徐松依《永乐大典》辑出的《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勘书》条载:“(景德)四年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印颁行。

《文苑英华》以前所编次未精,遂令文臣择古贤文章,重加编录,麦繁补阙,换易之,卷数如旧。又令……校之。”一是在宋孝宗朝,“臣事孝宗皇帝,间闻圣谕欲刻江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谬,不足观。帝乃诏馆职集《皇朝文鉴》,臣因及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但因“校正书籍”者皆“稍通文墨者”,“往往妄加涂注",以至周必大在“退老丘园”后又与彭叔等再作一次校勘,才于嘉泰元年(1201)至四年(1204)雕刻刊行。这次校勘的结果是“详注逐篇之下”,“分别用小字夹注或篇末黑地大字的形式一一标明”。《文苑英华》校勘注中有“文粹作某”这样的文字(按,“文粹”即《唐文粹》,初名《文粹》,南宋时重刻始加“唐”字)。《文粹》成书于大中宋祥符四年(1011),而《文苑英华》在真宗朝的校勘是景德四年(1007)和大中祥符一、二年(1008-1009),这次校勘当然不会出现“文粹作某”的文字,而孝宗朝(1163-1189)的校勘又是“往往妄加涂注”,因此,《文苑英华》校勘注中的“集作某”、“文粹作某”等,则应是周必大“详注逐篇之下”的校勘结果,其“集”则当是在乐史《李翰林集》二十卷和《李翰林别集》十卷的基础上经宋敏求增补而成,再经曾巩“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晏处善授之毛渐元丰三年(1080)楼版的《李太白文集》。在这个文集中,《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题下注“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这虽不能考知源自何本,但此题至少历经宋敏求、曾巩、晏处善、毛渐等人之手眼而并不曾被改移,可见在这些人看来这个题目是合理的。

《文苑英华》以《陪侍郎叔华登楼歌》为题,而将“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为“一作”之注,虽然肯定有所本,但所本是否得当、取舍是否合理,这和编篆者的识见极有关系。周必大《文苑英华践》说:“《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皆书生稍习文墨者,月给餐钱,满数岁补进武校尉。既得此为课程,往往妄加涂改,缮写装饰,付之秘阁,后世遂将为定本。臣过计有三不可: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髓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中华书局影印组在《文苑英华》“出版说明”中说得更清楚:“封建社会里言修书籍常常粗制滥造,部头越大,错误越多。《英华》的编修人,像启蒙、宋白、吕蒙正、杨砺、苏易简等等,大多是词章之士而非渊博的学者,这样复杂而细密的工作,本来不一定是他们的专长,加上草率马虎,分工而不合作,编繁途中又有人员的调动,这就造成了这部书数以千计的学术性和技术性错误。”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文苑英华》径以“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为题,或恐正是其误之一。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一题目有三个要素:“谢脁楼”、“钱别”和钱别的对象“校书叔云”。

这三个要素在诗中都是有相对应的书写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诗歌一开篇虽然是一腔愤懑,大抒其人生感慨,但其实又很巧妙地落到了“饯别"的题意上。因为他这番话是对着李云说的,说“昨日”是想留而留不住“不可留”,这就意味着诗人“昨日”与李云的情谊是值得留恋的;而“今日”是“钱别”李云的日子,又是“多烦忧”,“多烦忧”正是钱别李云的心情。这正如《唐宋诗词探胜》所说,“两句似与题目无涉,其实是借诗人此日之不称意,而暗点往昔情谊之可眷恋”。李白的很多钱别、送人之作,都是既抒愤又道别情,如《对雪奉钱任城六父秩满归京》一诗,开篇并不直接落在“钱”上,而是写“龙虎谢鞭策,鸦鸾不司晨。君看海上鹤,何似笼中剪?”“言鞭策所以御牛马,而龙虎不用者,以龙虎不受制于人,而鞭策无所施也。鸡所以司晨,而鹅弯不司晨,鸡惟有一德之灵,而鹅弯瑞世之物,岂司层者可比耶?海上之鹤昂然迥出于风尘,同非笼中之鹑,悬命于庖厨者可比也。龙虎也,鹤鸾也,鹤也,喻君子之猬介而孤高者,非势利所能羁廉也。白之赠季父而泛言贤人君子之自重如此。”但这些都从“君看”中令我们感到是诗人在钱别任城六父时特意表达的一番景仰之情,所以后面写道“季父有英风,白眉超常伦”。又如《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诗本是送鲁郡刘长史调任弘农长史,但诗歌开篇却以“鲁郡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仲尼且不敬,况乃寻常人。白玉换斗粟,黄金买尺薪。闭门木叶下,始觉秋风生”,大叙其“在鲁地备受冷落之自况”。虽然如此,却也融入了诗人送刘长史之迁弘农之情,正如朱谏所谓“此长史所以有弘农之迁也”。所以诗歌接下来写道,“闻君向西迁,地即鼎湖邻。宝镜匣苍藓,丹经埋素尘。轩后上天时,攀龙遗小臣”,如此,刘长史迁于弘农后将大有作为,“及此留惠爱,麻几风化淳”。还有《送蔡山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赵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廓落青云心,交结黄金尽。富贵翻相忘,令人忽自晒。蹈瞪鬓毛斑,盛时难再还。巨源出石生,何事马蹄间。绿萝长不厌,却欲还东山”等诗的开篇,皆如同《宣州谢德楼钱别校书叔云》之“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的发端。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接着写道,“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承接诗歌开头暗点“钱别”的题意,以“长风万里送秋雁”一句即席所见之景,“送”连同“对此可以酣高楼”,将高楼钱别的题意明白揭出。然后以“蓬莱文章建安骨”之”蓬莱”这一汉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点出李云校书郎的身份,夸李云的文章有“建安风骨”,以“中间小谢又清发”既自比为“小谢”(谢舱),又点出钱别之地“谢怠楼”,再以“俱怀逸兴壮思飞”之“俱”双贯主客,用“逸兴壮思飞”写其“钱别”“酣高楼”酒兴之狂。诗歌至此将“谢隐楼钱别校书”的题目点尽,内容和题目完全相合。诗歌内容与题目相应,这符合“于题目不轻下一字,亦不轻漏一字”的“唐人作诗”作风。

但是,如果诗歌题目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则诗题中的“侍御”(或“侍郎”)在诗中无着,而诗题中的“楼”与诗中所揭示的“谢舱楼”也并非一回事。“谢脁楼”是有特定地点(宣州)和特定意义的名楼,而“楼”则是一个普通地点的普通楼,没有特定的意义。李白诗中题目标明谢楼的还有一首《秋登宣城谢脁北楼》,最后两句“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将题中“谢北楼”点得明明白白。而同样,钱送之地并非特殊之所,在题目中既不标出,诗中亦不写出,如《饯校书叔云》“少年费白日,歌笑矜朱颜。不知忽已老,喜见春风还。惜别且为欢,徘徊桃李间。看花饮美酒,听鸟临睛山。向晚竹林寂,无人空闭关”便是。如此说来,“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则应该是“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才与诗文相合,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见诗歌不当以“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为题。

如果诗是以“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为题,则题目与内容也还另有矛盾。

诗歌在“对此可以酣高楼”进入“登楼”的题意之后,接着便是“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这两句,论者认为是“李白与李华登上谢楼,在酒酣耳热之际,细论汉魏六朝名家诗文”。但如果是这样,因为没有出现“酣”的“陪”与被“陪”的人,因而与“酣高楼”之”酣”既不相接,也与“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的酒“酣”兴发又不相连,而且“俱”也没有了着落。而如果把“蓬莱文章建安骨”理解为是李白对李华的称许(下句是李白自比“小谢”),这虽有了“酣”的“陪”与被“陪”的双方,但却于李华文章风格的实际情形不合。《旧唐书李华传》谓“华文体温丽,少宏杰之气",《新唐书·李华传》也说“华文绵丽,少宏杰之气,颖士(按,指萧颖士)健爽自肆,时谓不及颖士”。李华之文“温丽”、“绵丽”、“少宏杰之气”,显然与两汉文章、建安风骨相去甚远,李白不可能以“蓬莱文章建安骨”为誉。

“蓬莱文章建安骨”之“蓬莱”,《文苑英华》作“蔡氏”。所谓“蔡氏文章”,是指东汉未年碑版文字名家蔡邕的文章。论者认为“《文苑英华》的编者所以选用蔡氏’二字,就是因为它表达的意思更明确,与李华的身份切合”,以此证明《文苑英华》以“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为题的正确性。其实,李华虽长于碑铭,但却并不闻名于李白之时。据《新唐书李华传》载,“天宝十一载迁监察御史……为权幸见疾,徒右补阙。……玄宗入蜀,百言解窜,华母在邺,欲间行辇母以逃,为盗所得,伪署凤阁舍人。贼平,贬杭州司户参军,……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补阙司封员外郎召之…..称疾不拜。李舰领选江南,表置幕府,耀检校吏部员外郎,苦风昧,去言,客隐山阳。….晚事浮图法。不甚著书,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责金往请,乃强为应”。《全唐文》存录李华文一百零二篇,其中碑铭二十三篇,虽较之赋、颂、书、序、记、论、赞、传、谋、吊祭等类文体数量都多,但可以考知的是作于天宝十二载至十五载间的两篇、作于至德二载(九、十月两京收复,即“贼平”)贬官杭州到宝应元、二年隐居山阳以后(按,《旧唐书李识传》:“代崇即位,征帆为荆南节度、江陵尹,知淮南选补使。”可知李华“苦风昧,去言,客隐山阳”在宝应元、二年)的十八篇(其中有十三篇作于宝应元年以后)。这说明,李华天宝以前尚未以擅碑铭闻于世,《新唐书》本传所谓“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费金往请,乃强为应”,已经是至德二载贬言杭州以后的事了,而宝应元年以后的十三篇又不得闻于李白,因而李白不可能以“蔡氏文章”比之李华的文章,何况还更有李华不可当的“建安风骨”之蕾。于此可见,《文苑英华》以“蓬莱”为“蔡氏”,实属编繁之误,当然也不得以此证明诗歌题目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至于论者所说“李云的诗文,《全唐诗》、《全唐文》一首一篇都没有收”,“李白对别人的诗文从来没有做过这样高的评价(按,指“建安风骨”),决不会这样吹捧一个无名之辈,而把自己比作谢策也不近情理”,“如果说李白把小谢’来自比,中间二字又如何解释”则更不是“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的依据了。且不说诗文中的过蓄于人是不是古人的一种在今人看来颇庸俗的风气,单就李白而言,其诗文中过誉的现象却颇不少,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两句颇为后世称道,被认为是代表了李白文学思想、创作观的诗,而这两句便是对时任江夏太守的韦良宰诗“荆山作”的称营,说“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可是韦良宰之名,既不见于《全唐诗》,亦不见于《全唐文》。又有被夸为“落笔生绮绣”、“能文变风俗”(《赠从孙义兴宰铭》)的李铭,亦是《全唐文》、《全唐诗》中无名者。还有被誉为“能为《高唐赋》”、“常闻《绿水曲》”(《赠溧阳宋少府陟》)的宋陟,“双珠出海底,俱是连城珍。明月两特达,余辉照傍人。英声振名都,高价动殊邻”(《赠崔司户文昆季》)的崔文兄弟,“东平刘公干,南国秀余芳”、“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赠刘都使》)的都使刘某,“书秃千免毫,诗载两牛腰”(《醉后赠王历阳》)的历阳令王某,都是无名于《全唐文》、《全唐诗》者。

李白对谢脁素来备极推崇。

正如王士祯所说的“一生低首谢宣城”(《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其三),其“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我吟谢德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明发新林浦,空吟谢输诗”(《新林浦阻风寄友人》)、“诗传谢隐清”(《送储邕之武昌》)、“古今一相接”(《谢公亭》)、“玄晖难再得”(《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脁》)、“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脁北楼》)等,皆是对谢熊的推崇之语,表达的皆是景仰之情。谢舱之作,《南齐书·谢熊传》谓其“文章清丽",这正是李白所说的“清”、“清发”。而李白之诗,虽然以豪放飘逸为其主要特征,但亦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另一面,这就是杜甫所称许的“清新”(《春日忆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白十二同寻范十隐居》)。阴铿之诗,陈祚明评之为“声调既亮,无齐梁晦涩之习,而雕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此种清思,更能运以亮笔,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九)。“新隽”、“亮笔”、“清思”,正是今之文学史家所称的词句“清丽”。这与谢输诗风是一致的。李白既推崇谢镜,又有谢熊“清丽”的诗风,因而以“小谢”自比,既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自比不等于就是,因而“中间小谢又清发”之“中间”,很自然地应该是指从汉魏到唐朝之间“小谢”所在的六朝。

既然《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不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则其系年亦当别论。从诗中所表露的愤慨情绪看,当是李白天宝三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逐出朝廷后所作无疑。天宝元年,唐玄宗一纸诏书召李白进京,李白以为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到了,不仅“仰天大笑出门去”,而且说“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可是李白不曾想到,唐玄宗让他待诏翰林,只是把他作为一个文学侍从,不仅不委以实职,反而遭受到权幸者的排挤打击,“无奈言中妒杀人”(《玉壶吟》),终至被逐,使其理想破灭,抱负不得实现。这就是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这一打击,使李白思想上受到了重创。虽然他并不甘心失败,但更大的却是失望、痛苦、愤慨充塞于胸。因而他出京以后,多以山水寄情,醉酒狂歌,蔑视权贵,笑傲王侯,不肯与统治者合作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的主要精神,正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写的那样:“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告与统治者决裂,追求自由洒脱的生活,这也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所写的“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与《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精神是一致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李白诗文系年》、《李白年谱》、《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均系于天宝五载(746)秋。《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王琦《李太白年谱》系于天宝八载,谓“是年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吐蕾石堡城,拔之。白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云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居石堡取紫袍’,又云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愤三尺蒿棘居”,知为是时以后之作”。《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谓“王说是。此篇既写时事,则作时宜在其事发生未久时”。其说甚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既说“少年早欲五湖去”,则《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之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似应更在其前,大约应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之“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宣告别权贵之后不久的南游吴越之初。盖李白被逐之后,一腔愤慨充塞,块垒难平,既借“别东鲁诸公”(《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大抒其人生感慨,又借钱别李云的酒兴诗情,一泄胸中之恨,再度宣告要与统治者决裂,追求自由洒脱的生活——“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被逐之后的南游吴越,诸年谱所载均始于天宝五载秋,迄于天宝九载秋。诸谱虽无载于李白此间的宣城之行,亦无他据可证,但李白数度往来于吴越,屡居金陵,对曾做过宣城太守的谢给又十分景仰,或有宣州之行,应在情理之中。以此而论,《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估计应该是南游吴越之初,即天宝五载秋后到天宝六载期间所作。

李白另有一首《钱校书叔云》(见前录)

不仅明言“不知忽已老”,其情感亦大别于《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从季节时令上看,一是“长风万里送秋雁”的秋天,一是“喜见春风还”的春天;从命题上看,大凡有特定意义的名地名胜,在诗题中李白都是明确标出的(这只要一看李白文集的目录便知)。而《钱校书叔云》则不然,可见只是在一个一般地方的钱别。因此,两诗显然是两时两地之作。诗题中所称之“校书”,或是旧时官职,李白用作时称。此种现象,不独李白,古今之人都有此习。《钱校书叔云》诗,其感情虽不似《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那么激荡,但却也别有情味。

严羽评道:首四句“今昔无限情态,尽此四句",未四句“结意最幽,收尽许多情境。极矜束,极宽宕,既雅且异,钱送诗斯为第一”。明人认为,“任意写去,然亦自干净,情境亦恰好”。《唐宋诗醇》则以“落落有风致”称。因此,我们不能以这首诗写得不似《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那样感情激荡,就认为“李白和李云的关系不深,诗的感情平淡”。以前人之识见,事实恰恰相反。

明确了《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和《钱校书叔云》两诗并非一时一地之作,明确了《钱校书叔云》的情感表现,则既不会因“恐一人不当春秋,两度钱别”而疑《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非是,亦不会因怀疑《钱校书叔云》一诗的感情并以此否认《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是为李云作钱,从而将诗题从《文苑英华》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