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之骨”臆释-兼谈李白的大赋情结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6-05 07:10 标签:

“专车之骨”臆释——兼谈李白的大赋情结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李白于开元十八年(730)一入长安前写给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震长史的自荐书,其中有云:“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索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知此谈。”

对这位苏长史的评价,李白是引以为豪的。

“专车之骨”首见《国语·鲁语》:“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又:“吴代越,堕(瞻)会稽,获骨焉,节专车。”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此有详细记载:“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伸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伸尼日: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伸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妖姓。在虞、、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日:人长几何?’伸尼曰:‘焦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战圣人!’”

这段记载说的是,吴军攻伐越国,毁坏越国都城会稽,得到人骨,一节就装满一车。吴王派遣使者询问孔子:“人的骨头,数谁的最大?”孔子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众神,防风氏误期后到,大禹下令将他杀死并陈尸示众。防风氏的一节骨头就占满一车,他骨头最大了。”吴国客人问:“谁是神呢?”孔子说:“山川的神灵足以造福天下百姓,守护祭祀它的就是神,祭祀社稷的是公侯,全都隶属于王。”客人问:“防风氏守护祭祀什么呢?”孔子说:“汪罔氏的君主祭祀封山、禺山,是妖姓。在有虞氏、夏朝、商朝叫做汪罔,在周朝叫做长翟,如今称为大人。”客人问:“人最长的有多长?”孔子说:“焦侥氏身长三尺,短到了极点。最长的不过十倍于此,这是数字上的极限。”于是吴国客人说:“高明啊,圣人!”

“憔侥氏”,远古时传说中的矮人部落,十倍于三尺的就是“大人”。“防风氏”为远古部族的首领,可以称为“王者”或“大人”。《史记·孔子世家》又载:“孔子长九尺有六,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孔子的意思是王者之骨或者“大人”之骨最大,为“专车之骨。”而孔子本人就只能算是“长人”了。而之后王琦《李太白全集》,程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郁贤皓《李白选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都以《国语·鲁语》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引注“专车之骨。”郁贤皓强调:“专车,占满一车。《国语·鲁语下》:‘吴代越,堕(瞻)会稽,获骨焉,节专车。’韦昭注:‘骨一节,其长专车。专,擅。’专车之骨,此指文章气象宏大。”安旗指出:“专车之骨。喻其文章气魄之大。”詹锁也认为:“专车之骨,巨人之骨也,言李白有大家风骨……骨一节,其长专车。’曾祺注:专车,满一车也。’”总之,均谓“专车之骨”云者,极言青年时期李白的文章已成大气,前程无量。这里的“文章”,我认为当是李白“路中投刺”的散体大赋,不会包括诗歌。苏颈所言“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下紧接“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而且联系上下文的语气,不难看出“可以相如比肩”的文章一定非散体大赋莫属。

李白一生,有一种浓郁的汉大赋倩结。

童年时代,“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李太白全集·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以下只注篇名)。他不但习赋颂赋,而且创作大赋,自称“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据《酉阳杂姐》载:(李白)前后曾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唯留《恨》、《别》二赋。”《恨》、《别》二赋,一为《拟恨赋》,二为《惜馀春赋》。前者全拟齐梁时江淹《恨赋》、《别赋》而作,“为古人志愿未遂抱恨而死者致慨”,表达了李白“慷慨不歇”、嗟叹“浮生”、”仰视前贤”、“饮恨”不已的思想感情;后者登高而赋,惜而咏,抒发了“沉吟兮哀歌,踯蜀兮伤别”的送友情怀。《惜余春赋》,安旗将其系于开元未年,与《愁阳春赋》乃是“先后之作”[]。笔者从之。《文选》一书是梁昭明太子萧统领衔辑篆的诗赋散文集,为先秦两汉魏晋齐梁时代的作品,汉大赋即在入选之中。此书成册之后,流传甚广,初唐时已出现了各种版本,受到历代朝野文人的重视,几乎人手一册,成为普天下学子们必读的范本,与李白同时的杜甫就有“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的诗句。李白对《文选》的“三拟”,杜甫对《文选》“熟精”的要求,汉大赋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卢藏用在《陈子昂文集序》中说道:“汉兴二百年,贾谊、司马迁为之杰,完章礼乐,有老成人之风。长卿子云之铸,瑰诡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汉大赋及其作家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李白则是最为推崇汉大赋者之一。其表现如下:

 

一是对大赋的高度评价。

他说:“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也。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神?而相如、子云竞夸辞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诋。”(《大猎赋序》)由古诗而大赋,壮大的形式和博远的内容,其顺应时代、感发人心、提高情操的艺术效果是汉代文坛的主流观念。《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与友人盛长通谈论创作大赋的体会时说:“合篆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汉大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个“大”字,它把一种“大汉气象”“统一兼容于汉朝政治文化的大体系中,成为汉代文化重要的一部分。而赋的诸特征又恰好适应汉武帝以后封建经济发展的社会形态,适应表现贵族们奢侈享乐的生活的需要”,它的“气魄恢宏,又生动地反映了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在当时“赋最见学识和才情,是足以传之久远、使作者声名不朽的大制作”,而“它的华美、庄严和壮丽却正是大汉帝国全盛时代之雄伟的呼声”。班固称这样的呼声为“润色鸿业”,他在《两都赋序》中写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言,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麻说(悦)豫,福应尤盛…….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时时间作.……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润色鸿业”无疑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是作家们所承担的重大社会责任。因为“润色”的是“鸿业”,所以汉大赋展现的时代精神就必然“炳焉与三代同风”。当年萧何为刘邦建造长乐富和未央宫时说过:“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壮丽以大为美,萧何的话虽然是就宫殿建筑而言,但是他所传达的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与汉大赋“润色鸿业”的时代使命默契相应。李白所谓“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光赞盛美,感天动神”云云,在理论和认识上与汉代士人是一致的。“润色鸿业”与“光赞盛美”,都是汉唐盛世精神的辉煌载体和绚烂文本,在时代精神方面遥相呼应、心有灵犀,这种文化认同和心理体验使得李白沟通了“兢夸辞赋”的“文雄”司马相如和扬雄。

二是深感献赋的终身荣耀。

李白献赋之举,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和宋祁《新唐书文艺传》略载其事。或云:“(李白)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献》一篇。上重之,欲以纶造之任委之”;或云:“天宝初…….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言于玄宗,召见金蠢殿,论当世务,奏颂一篇。”推其情理,“奏颂一篇”大概是指“上《宣唐鸿献》一篇”。这篇奏颂虽然未传于世,但从题目看实属“润色鸿业”与“光赞盛美”的大赋无疑。对于献赋之举,李白在诗歌中多有记忆和追念:“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夸胡新赋作,谏猎短书成”(《秋夜独坐怀故山》);“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答杜秀才五松见赠》);“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言,清芬播无穷”(《东武吟》)。献赋的自得和荣耀李白常常引以为豪,在他看来,天宝元年的应诏入京,颇似当年“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对于“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温泉侍从归逢故人》)和“才微惠渥重”(《赠崔司户文昆季》)、“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的礼遇他时时铭记心头,就是在长流夜郎,刚刚遇放得释,政治元气尚未恢复之际,他仍然向往着“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难怪他自从离开蜀地后一直”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淮南卧病书怀赠蜀中赵征君蕤》)了。据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李白献于唐玄宗的大赋主要有《宣唐鸿》、《大鹏赋》、《大猎赋》、《明堂赋》和模仿扬雄并与之同题的《长杨赋》,除《宣唐鸿献》和《长杨赋》失传外,其余赋作见于《李白集》,“其中既有自调不凡的表白,又有褒美玄宗的颂扬;既有铺陈的丽辞,又有劝谏的讽意,在继承汉大赋颂扬和讽谏两职能的同时突出了诗人的社会观、理想观和政治上的进取心”。

李白少年诵赋,青年作赋,中年献赋,晚年忆赋,大赋情结整个地组合成李白的人生四步曲。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的文坛,虽然应制之风没有完全消退,但是梁陈时代的雕琢陋习已经扫却。气势宽博、笔力浑重的长篇巨著和格调清空、行文疏快的众多小品所挟带的自然之风成为当时文章的主要倾向。张说“为文俊丽,用思精深”,使“天下词人咸讽诵之”,与颇有政绩和“忠臣”之节且善于奖掖后进的苏颈号称“燕许大手笔"(《旧唐书·张说传》),加之“天宝十三载”科举“始试辞赋”(《旧唐书-薛登传》),又为文人创作大赋打开了新的天地,在“四海晏清,无贤不肖”的人文气象中,“耻不以文章达"蔚然成风。这时的大赋已经不完全是对升平繁荣景象的点缀和粉饰,而是具有了唐人坚定自信和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和由时代精神形诸文章辞赋的雄浑、高昂、开阔、明朗、华美、壮丽的美学格调。这种时代精神和美学格调与汉大赋遥相辉映,令我们感受到汉、唐帝国的强盛、富麻、雍容、繁荣、辉煌和壮大。时代造就了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的气概,也造就了他“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气度。苏颊所见“专车之骨”的作品正是李白“于路中投刺”的“见面礼”——散体大赋。如果说天宝元年李白进京献于唐玄宗的散体大赋主要有《宣唐鸿献》、《大鹏赋》、《大猎赋》、《明堂赋》和模仿扬雄并与之同题的《长杨赋》,那么它们的创作就决不会晚于天宝元年,应当是诗人在蜀地完成的早期作品。这些早期作品肯定应该包括《大鹏赋》、《大猎赋》、《明堂赋》在内。《大鹏赋》是李白“开元十三年作于江陵”的“改定稿",《大猎赋》是李白“开元八年作于蜀中"的作品,《明堂赋》的作年“盖在开元五年未复改乾元殿以前”即“开元三、四年间",故而李白给苏烦的见面礼大概就是蜀中写就的《大鹏赋》、《大猎赋》、《明堂赋》,最起码不会没有《大猎赋》。安旗说:”苏颁以相如拟白,则白投刺所献,当为大赋,或即是此篇”;郁贤皓说:“《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提到苏颁在开元八年后出任益州长史时,李白路中投刺,苏颁称赞其作将可与司马相如比肩。窃疑当时上苏颁之作或即此赋。今所存者,可能在原基础上加工写定。”两说确为的论。

另查“专车之骨”,其他文献亦多有记载。

有指叛贼尸骨的,如“积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见戮专车之骨,枭枕鼓之头,焚骸四衢,然脐三日。见子而死,知于此心”,又如“虽逆酋诗其地险,暂肆披猖,而震我雷,终归鱼烂。僧格桑专车之骨,先献旌门";有指辨明真伪的,如“瞻!硫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故辨专车之骨,必俟鲁儒;博支机之石,必访卖卜”;有指蛟龙之骨的,如“其明年大水,有巨蛟长数丈,乘水而去洞中,故有专车之骨,亦忽不见。邑之人异之,以余为仙人来也,名之日来仙洞”;有指自身之骨的,如“盖自怜朗虱下才,谬厕同盟之未。既不能如终军之请缨,复不能如卜式之输财。内疚神明,外惭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专车之骨,获免于涂山。羊裘之足,得加于文叔。宁非大幸”;有指考古发掘的,如“近世欧里考生理物理者,辄掘地验太古之遗,亦常有专车之骨、土伍之羊,借以证生物之理。中土无有为此学者,独金石略可考然,如《墨余录》所记红羊之劫,掘地发家.…"

以上关于“专车之骨”的记载几乎都与文章毫不相干,可以置之勿论。唯当代武承权著长篇小说《李白诗春-第二章:秀句锦城邈峨眉,李邕苏颈赞美丽》引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注云:”专车之骨”,是帝王老师专车的骨体。犹周文王迎姜子牙,刘皇叔迎孔明先生专车的骨体。意即这少年有天才又英俊美丽,写文章下笔不停。虽然笔力还未到完善成熟地步,但却见王者之师的专车骨体。如果他再继续学习博览群书,可以和司马相如匹敌。”此说不知何据,作者把“专车之骨”与司马相如联系起来,意思倒能讲得通,可备一说。

但是苏颁何以要用“专车之骨”奖掖李白所作大赋?我认为这期间有一个“由骨论人”到“以骨论文”的文化转关。以骨论人,源于中国上古时的人体相法的巫术效验,认为通过注视可以摄取和控制人的灵魂,骨相便是其中一种。这种“理论”早被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在《荀子·非相篇》中予以否定:“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还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论证骨相之法是不可信的,指出“相形不如论心”。后来东汉王符和王充又重提骨法之说,或者认为“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王符《潜夫论相列》);或者主张“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王充《论衡·骨相篇》)。王充还特别以范蠡去越、尉缭亡秦为典型,写道:“越王为人,长颈鸟嚎,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鸷磨材声,少恩,虎视狼心……不可与交游。”王充作为唯物论者,在继承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本想用元气、星象、骨相这些物质的东西来解释“命”的存在,证明偶然的禀气决定必然性的“命”;但从另一角度,他把偶然发生的任何变故,又都归结为必然性的“命”,最终使自己陷入了机械的宿命论泥坑,“骨相”说也随之偏离了他一向崇尚的“实诚“精神而变得荒谬。

有趣的是,文化的转关可能很微妙。

东汉王符和王充的“骨法之说",用“宿命论”来判定人的善恶、祸福,却为后来兴起的评品人物之风作了铺垫。由骨相而骨法,而评品人物,这种非逻辑的文化转关,竟然催化了魏晋风骨理论的诞生。《国语·鲁语》既然说“防风氏”之“骨”长占一车,那么,对于人的品性姑且简称“风骨”大概就不会离原典太远。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以骨论文,源于汉魏之际评品人物的文化现象,是对以骨论人的批判与扬弃。汉代人物评品歌诗的出现,郡国举土注重乡评里选的风气,直接导致了士大夫重“居乡”,好“乡评”,崇名誉,喜标榜,尚声气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减否人物的社会习俗首开魏晋风度之先声。魏晋南北朝产生的许多对后世文论发生长远影响的新概念,如“风神”、“神韵"、“风韵”、“逸韵”、“远韵”、“境界”、“形似”、“神似”、“取象”、“形象”和“风骨”等无不与评品人物有关。而刘勰所提出的“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篇》),钟嵘所提出的“风力”、“骨气"(《诗品序》),对唐代初期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改革齐梁遗风的文学主张,曾经产生过很大的作用。

“风骨”作为崭新的美学范畴融入文学批评,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完全到来,至唐尤盛。苏烦以“专车之骨”评价李白的辞赋,李白以“四海明识,具知此谈”当之无愧,就是有力的证明。“风骨”从本质上看,是“特指那种意气骏爽、情志飞扬而辞义道劲有力的风格,刘翻所谓‘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便是其本来含义”,并且更多地彰显出“意境宏大,笔调明朗,抒情浓烈…….慷慨悲凉,刚健沉雄”时代风貌。而风格其实就是人品、文品、诗品,是作家艺术精神内在力量和外在风度的凝聚和表征。就苏颈评价而言,“专车之骨”自然包含了李白文章特别是大赋的气魄之大,气象之大,但也未尝就没有对青年李白的人品和人格的充分肯定和评品。传说李白腰间长有傲骨,“天台司马子微”谓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大鹏赋序》)。这里,李白独具的仙人风度和道家气概无疑也是人品和人格的内敛和外显,与苏颁的评价殊途同归且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