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饮酒诗阐释的有效性探究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6-04 09:57 标签:

李白饮酒诗阐释的有效性探究

 

在李白饮酒诗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往往以西方的“酒神精神”来阐释李白的饮酒诗,或认为“李白诗酒精神的道路,相隔千年之后,在另一个民族的思想中以一种哲学思辨表达出来,它就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或以为“李白的诗歌是在酒神’的狂舞中完成的千古绝唱”;或以为李白意识中存在着酒神崇拜,且认为“酒神崇拜就是李白诗歌创作的外显与催化”等等。

对文本的任何一种阐释都是一种当代的存在,都是读者从各自所处的现实历史境遇角度去分析的,肯定具有自我的主体性,没有绝对客观的、确定的意义规范。但李白的饮酒诗与西方的“酒神精神”之间存在着文化内质上的根本差异性,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酒神精神”理论来阐释李白饮酒诗,因李白饮酒诗所体现的“诗酒精神”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是李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恢弘深广的诗酒世界。因此以“酒神精神”阐释李白的饮酒诗就存在着其阐释有效性的疑问。

“酒神精神”一开始就是从古希腊文化中诞生并发展起来的。

在古希腊神话中,酒神是狄俄尼索斯,是种植葡萄和酿酒的保护神。“因为他与植物有密切关系,又被尊崇为死后复生的自然之神。在所有关于狄俄尼索斯的传说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植物相关的自然之神,象征着旺盛的自然生命力;有关他的生殖崇拜,隐喻了人的本能冲动与生命活力;酒神崇拜仪式那迷醉状态下的放浪形骸,展示了卸去文化面具后人的自然形态和生命本原。因此,狄俄尼索斯可以说是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生命意志的象征。”

“酒神精神”一词则是由席勒最先提出的,但只是在尼采那里才大放异彩并成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尼采在其《悲剧的诞生》中提出了“酒神”及“酒神精神”的概念,但谈论更多的是“酒神”,并将“酒神”和“日神”当做两种不同的艺术冲动。“日神”代表着美的外观,是再现性的造型艺术之神;而“酒神”则代表着内在的自然生命力,是表现性的音乐艺术之神。“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力量彼此的对立斗争与协调融合产生了希腊的悲剧。尼采认为在酒神状态下,人的整个情绪系统处于亢奋状态,就如同古希腊酒神庆典的热闹场面或醉的状态,人就超越了个体化束缚而复归到原始的自然生命本身:其时理性力量隐退,人的感性、欲望、本能获得彻底解放,人本能的生命力就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或破坏力,且人从这一原始生命力的充盈中获得无限的快乐。尼采对“酒神精神”的内涵这样界定过:“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尼采所说的“肯定生命”,肯定的是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现实人生的全部丰富性,但主要偏重于生命的自然方面或日非理性方面,即生命本能的欲求和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命创造力或破坏力甚至自我超越的能力,这是生命中更根本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因此,西方的“酒神精神”更多地表现为生命本能的迷醉与狂欢以及生命强力的丰富与满足、与现实的强烈对抗以及对现实的破坏与超越等方面,具有本能性、狂欢性、破坏性、超越性等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酒国然是世俗性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有着特殊的文化意蕴。

从早期的文献记载来看,先民造酒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祭祀鬼神和祖先,具有希企沟通神灵或与神灵对话的宗教性目的。《礼记外传》云:“五齐三酒,皆祭祀之用。”《尚书酒造》中也明白指出以酒祭神祭祖的初衷所在:“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同时殷周时期的酒器多为祭祀之用也可以作为明证。可见,人们更看重的是酒的社会文化功能。此后,人们也注重酒的自然属性功能,就中国人而言,同样是饮酒,“尽管饮酒的行为在很多场合很多时候,尤其是节日庆典和大众日常生活中,多是以喜庆和享乐为主要特征,但在文人士大夫那里,酒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依附物,它更多地与痛苦和忧患联系在一起"。在文士们看来,酒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依附物,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生痛苦的体验、承载和表现。汉代就把饮酒当做排解“人生苦短”之忧虑的一种手段,这在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中已有许多类似“何以忘忧,弹筝酒歌”的感慨。至魏晋,文士们已变饮酒为“进入自己理想的自由精神境界的导引性媒体”,或成为部分文人“反对司马氏政权以礼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或变成“回避政治,逃避现实的有效借口”,“所有这些,不仅使魏晋文人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极大的个体色彩和人文精神,而且也对整个中国古代饮酒文化的走向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唐前期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文士普遍地将饮酒与赋诗结合,使之进一步雅化、诗化。在李白身上,唐之酒文化及其精神,体现得最为充分。

在西方,“酒神精神是酒神精神,酒是酒”,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在中国文人那里,酒与诗、酒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关系则十分紧密,甚至融为一体,诗就是酒,酒就是诗,或日诗酒精神。李白所体现的中国酒文化及精神,就是一种“诗酒精神”。它与西方的“酒神精神”有其相通的地方:即都“强调感性对理性的超越,精神对物质的超越,个体对集体的超越,虚幻对现实的超越,一句话,都强调个体的自由,包括行为自由与精神自由等方面"。

但李白饮酒诗所体现的“诗酒精神”与“酒神精神”之间具有文化内质上的根本差异。

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两者所产生的文化根源不一样。

西方的“酒神精神”根源于古希腊文化中人的自然本质(或日感性)与理性本质(或日理性)的二元对立和矛盾冲突,“从神话象征隐喻的角度看,酒神代表了人的自然本性和生命本原,日神代表了人的文化属性和理性本原。文化有其合乎人的生命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特点,但人作为就本原而言的‘自然之子,对文化与理性又有着本能的排斥”。“因为文化在本质上是限制自然本性的——因而文化又有背离生命、背离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面。所以,文化与人有永恒之矛盾,文化有其自身的悖谬。这种矛盾与悖谬的终极根源在于人本身:人的理性本质与自然本质的二元对立和双重矛盾。”由于人的理性本质长时期的过度发展导致了对人自然生命的压抑和否定。尼采就是针对自然生命的欲望和本能长期被压制和否定而提出了“酒神精神”,并以此来突显原始生命意志的无穷生命力。

因此尼采强烈反对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哲学,认为他们都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归结为知识,因而逻辑、理性成为了人生命的基础,人也就沦为理性的工具。“在理性和文化的训导下,人变成一种伪善的‘家畜”和‘虫人’”,从而失去了生命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尼采提出“酒神精神”的主要目的在于让现代人回归生命的本源:“在这里,我要提到希腊人狄奥尼索斯,在宗教上,对生存,即对完全,未经否定的分割和生存的肯定。”尼采所说的“狄俄尼索斯”象征着未经分割的、未经异化的生命,是对生命的肯定和高扬。可以说苏格拉底主义的泛滥及基督教文化的笼罩,谋杀了带有鲜活生命色彩的“酒神精神”,也导致了悲剧的灭亡。尼采据此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

而李白饮酒诗所体现的“诗酒精神”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深重的忧患意识,高尔泰先生甚至认为它是构成中国艺术、美学乃至于哲学相异于西方的诸多特征的基础和根据:“那种早已在《周易》、《诗经》和各种文献中不息地跃动着的忧患意识,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文人士大夫把这种忧患意识与人格塑造、人生理想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苍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并成为支撑他们积极进取的不竭的精神力量,这种忧患意识具体表现为建功立业的理想和抱负。但建功立业的宏大理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往往难以实现,因而文人士大夫们就普遍地产生了一种“士不遇”的悲愤。

综观李白的一生,他都在为“士不遇”的遭际而忧愤:“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其三),是对难以实现自我抱负的愤怒申诉;“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是对遭世遗弃的深悲;“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梅亦已空”(《东武吟》),是对似飞蓬般渺茫的前途的悲伦。虽然有过翰林供奉的短暂恩宠,但离其“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宴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功成身退”的理想相差太远。且由于时代因素使然,李白对待生活有着一种特别执著的精神,一种对建功立业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生命的任何时候他都想为实现自己人生的第一要义而努力奋争,即使晚年遭囚禁、流放,也依然不改初衷:“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究其实质,李白的饮酒诗是其深沉的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是对“士不遇”的一种情感宣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患意识是李白“诗酒精神”产生的根源,也是大部分封建文士“诗酒精神”产生的根源。

二是两者的本质内涵不同。

“酒神精神”的本质内涵是生命本能的狂欢,着重肯定的是生命的自然本性方面。酒神狄俄尼索斯在诸神中以酒和狂欢著称,他象征着享乐和尽情放纵,象征着本能和丰盈的情感,是生命活力的大展示和大宣泄。在古希腊的酒神庆典仪式上,酒神精神表现为一种全民参与的群体狂欢:人们打破生活中的一切禁忌,狂饮滥醉,放纵情感欲求,“在酒神状态的心理中,希腊人本能的根本事实——他们的‘生命意志’——才获得了表达"。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是希望人们从思辨理性、科学理性和宗教等对自然生命的否定中超拔出来,走向生命本身,直面生命的自然欲望与自然本性:“酒神艺术也要使我们相信生存的永恒乐趣.…..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受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从本质上言之,“酒神精神”是生命本能的狂欢,是对充满无穷欲望的自然生命的礼赞。而李白“诗酒精神”的本质内涵是以酒解忧、把酒言志,着重肯定的是生命的精神层面:“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江夏赠韦南陵冰》),“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月下独酌》其四),“涤荡万古愁,流连百壶饮"(《友人会宿》),“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但是在这种以酒“销万古愁”的同时,虽然表面上李白说些人生如梦、及时行乐乃至于出世退隐的话,其实“这都是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政治热情无处寄托,特别是在遭受失败和打击之后,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细心的读者不难在他的寻欢作乐、放浪形骸的诗篇背后发现他的充满痛苦和愤滋的心灵”。但李白并没有由此滑入消极之中,而是抒写自己的豪壮胸怀和理想志向:“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三),“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

三是虽然两者都表现为醉,但醉所凸显的精神实质是相异的。

“酒神精神”所指向的是,在酒醉状态下,精神情绪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是肉体生命的狂欢和生命本能的迷醉。尼采认为在酒神的魔力之下,“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摩耶的面纱好像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神秘的太一之前瑟缩飘零。人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愿。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在这里,肉欲和暴行混合而成可僧恶的‘妖女的淫药’也失效了,只有酒神信徒的激情中那种奇妙的混合和二元性才使人想起它来——就好像药物使人想起致命的毒药一样”。这种醉,是酒神的醉,是生命物质性的醉,即本能的醉;同时在醉的沉迷中,个体体验到摆脱个体化束缚而与世界本体融为一体的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从而领悟生命复归原生态的喜悦。而李白饮酒诗所体现出的“诗酒精神”,酒则为诗人进入自由的审美境界提供着导引与催发的作用。在酒醉状态下,精神获得极度的自由,心灵得到极大的充盈,即心灵的一种自在邀游。这种醉不是本能的,而是融通自然的一种自由,所达之境界是心灵的自适:“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其二),“一槽齐生死,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月下独酌》其三),同时也充分显现李白狂放傲岸的真性情。在醉中,他能够“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在醉中突破了狭小困迫的现实生活,而在精神上无限拓展空间,忘记了生死,忘记了世间纷扰,甚至忘记了自身的存在,获得了与天地万物无隔的独特精神体验。这亦是一种生命精神的高扬。

可见,李白饮酒诗所体现的“诗酒精神”与西方的“酒神精神”具有文化内质上的根本差异:“酒神精神”植根于西方传统文化中人的理性本质与自然本质的二元对立,李白饮酒诗的“诗酒精神”却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浓烈的优患意识;“酒神精神”的主要内涵是生命本能的狂欢,着重肯定的是生命的自然本性,而李白咏酒诗所体现的"诗酒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以酒解忧,把酒言志,着重肯定的是生命的精神层面;“酒神精神”所表现的醉是一种肉体生命的迷狂和生命本能的迷醉,而李白饮酒诗的“诗酒精神”所表现的醉是心灵自由飞翔的一种审美体验。由此,以“酒神精神”来阐释李白的饮酒诗有着文化上的极大隔膜,因而对其阐释的有效性也就难以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