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道”-道家思想与李白的诗歌创作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9 08:05 标签:

李白与“道”-独特性和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集大成者,李白的思想组成是极其复杂的,他在青年时期就遍览诸子百家,尝“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法家、佛家的思想在他的身上都有着很大程度的体现,其中,道家思想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李白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道家气质的诗人之一,道家的美学观也奠定了李白诗歌创作的美学基础。李白对“道”这一自然本体论哲学持认同的态度:“天地为案,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文蜻腾精魂。自然成妙用,熟知其指的?”(《草创大还赠柳官迪》)这正是李白对老庄自然哲学观最基本的领会。

李白一生向道,早在青年时代在故乡时就“往来旁郡”(《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碑记》)寻仙访道,并作有《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隐居》等诗。天宝三载,李白在齐州紫极宫请北海天师高如贵授了道篆,正式入了道籍。他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中这样写道:“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可见李白自己也是把自己当做道士看待的,他曾经隐居修炼,也曾经炼丹服药。“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吹笙吟松风,泛瑟窥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炼金骨。欲逐黄鹤飞,相呼向蓬阙。”(《感兴八首》其五)这首诗可以说是对李白学道经历最为全面的阐述了。

然而李白之“道”比之人们传统认识中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的道家而言,显然是不彻底的,他更多的是吸收了道家学说中顺应自然、追求人格自由与思想解放的成分。他对人生与社会充满激情,虽然偶尔也会流露出全身避害的思想,但那只不过是政治失意后的一种发泄,并不是他真实想法。李白对“道”的理解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现实意义的,是对生生不息的自然与生命的赞美。

一、李白向道的时代与环境因素

道教在唐代有着素高的地位,不仅被奉为“国教”,而且尊奉老子为皇族祖先。道家经典被列为群经之首,同时设立“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置“玄学博士”,以《老子》等四部道教经典为士人考试必读之书。唐朝政府不仅从学术文化与考试制度上全面推行道家思想,强化道教文化意识,还以道教思想治理国家,实行“无为而治”,成就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唐代,修道毫无疑问是一件极其风雅和荣耀的事情。唐玄宗贵为天子,曾亲注《道德经》,其胞妹玉真公主也在终南山修道;而贵门内,修道之人更比比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李白寻仙修道是顺理成章的。

李白的故里江油位于天府之国四川,距道教发源地剑阁鹤鸣山仅数十公里。《后汉书·刘焉传》载:“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祖父陵,客蜀,学道鹊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而其后道教得以发展和兴盛的青城山与江油的距离也不过一百多公里。李白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隐居》中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紫云山为李白故居近处的道教名山,山中自古以来皆有道观。据《彰明县志》载:“紫云山在绵州彰明县西南四十里,峰峦环秀,古木苍翠,常有紫云结其上,故名。”故乡的道教环境不可能不对李白产生影响。他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往来旁郡”寻仙访道,并与东岩子隐居于大匡山潜心修道,留下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寻雍尊师隐居》、《题江油尉厅》等访道之作。正是这样的时代环境与地理环境,为李白的道家思想发展取向奠定了基础。

时至今日,当我们惊叹于浪漫诗仙李白的惊世高才,并试图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他的历史地位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竟然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位置属于他,他飘忽于主流之中又游离于主流之外。这种飘忽与游离是一种哲学基础的飘忽与游离。这源于中国的文学传统基本上是在儒家哲学体系下繁衍的,而唐朝立国的思想基础以道家思想为其哲学主题。李白的文学思想飘忽于中国的儒家文学传统之外,却与大唐盛世紧密相连,其豪迈飘逸、雄奇瑰丽、奔放不羁是盛唐之音最为直接的体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

二、“功遂身退”的功名观

《老子》第九章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既是讲万物的存在规律,也是讲人生的发展必然。其中“功遂身退”的功名观贯穿了李白的一生。

李白“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赠韦秘书子春》),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但他的报国志向并没有成为现实,即使在被唐玄宗亲召入宫后也只是做了一名翰林供奉,也没有得到实际的官位。但这显然没有影响到李白对于功名的认识与思考。和中国所有的传统文人一样,李白的功名观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一方面要兼济苍生,实现人的社会价值;一方面又要独善其身,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唯有实现了这两点,才达到人生的圆满,“功遂身退”也就成为其必然选择。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二),出世与入世的这一对矛盾人生方式,通过时间的排序被和谐统一了起来,“报明主"是前提,“卧白云”是归宿。

他羡慕“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幻想自己也能以一箭书取聊城功后却赏而去。《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是李白“功遂身退”思想的集中体现,李白在文中清楚地说明自己对待功名的态度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宴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他希望在成就一番功业后归隐山林,使自己的人生和人格达到双重完美,这种人生理想集中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爱自由的意识,同时也反映出道家思想对李白功名观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自我设计,这种思想当然不是始自李白,它的形成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长期碰撞后结合的产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这种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生追求,体现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终极认识,被后世所认可并沿袭不衰。

三、万物齐一的人格观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在这首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李白的豪迈不羁,还看到了李白对人格平等的追求。李白一生虽坎坷不平,但他从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追求自由,追求人格平等,他要“出则以平交王侯,通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称许的是“严陵高损汉天子”(《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践行的是“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大声疾呼的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责,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一切都集中体现了李白对人格平等的渴望和不解追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傲库不羁、追求平等的一个典型。

李白的平等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热爱之中。他怀念宣城一个卖酒的老人时说:“夜台无李白,沾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他受到一个普通农妇的帮助时:“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葡温家》);他讴歌治炼工人:“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其十七)。李白有着高高在上的心灵,然而,对待普通的劳动人民,他却如此谦卑,如此深情。

这种人格平等的认知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下是不可能产生的,然而,庄子的《齐物论》却让我们找到了其源头。《齐物论》是庄子的代表作品。庄子认为世界万物看起来虽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这就是“齐论"。“齐物”与“齐论”结合在一起便是“齐物论”。这种万事万物皆齐一的观点就是平等观念最为朴实、最为彻底的表现。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会有李白长揖公卿、平交王侯的铮铮傲骨。

四、自由的大鹏

大鹏是李白的精神图腾,它象征着超脱现实的种种束缚和限制,去追求心灵的绝对解放与自由,表达了诗人奔放不羁的个性和自由解放的思想。

大鹏的形象最初见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在庄子的笔下,大鹏是自由的象征,它无所凭借又无不凭借,翱翔于天宇之间,自由超迈,无拘无束。

李白《大鹏赋》中的大鹏是对庄子大鹏的继承,但又大大拓展了庄子的大鹏形象,李白笔下的大鹏更加具体、更加具有主观意识。它的形象是那么的雄健:“脱警藏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它的气势是那样的不凡:“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它的眼界是那么的广豪:“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它的行动是那样的惊天动地:“厚地,揭太清,互层香,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簸鸿蒙,扇雷囊,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它“剧渤遇之春流,晞扶桑之朝隙”、“历汗漫以天矫,间阖之峥嵘”。实际上,我们已经很难分清这究竟是在描绘大鹏还是抒发诗人自己的壮志。作为道家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完美自由生活代表的大鹏被李白演绎得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和奋发的激情,成为其积极奋发人格形象的象征。

尽管李白的大鹏和庄子的大鹏有着本质的区别,但都寄托了作者对自由的向往。从李白与庄子大鹏形象的对比上,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对道家精神的继承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自己的心性有选择地进行了吸收和拓展;但是,这种对自己人格本质的顺应又何尝不是道家思想的精髓所在呢?

大鹏给予李白的感悟贯穿了一生,他在青少年时期的《上李邕》中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展示出一飞冲天的壮志雄心;在中年时期的《古风》其三十二中写道:“北冥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陵随海运,焯赫因风起。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即使是弥留之际也豪迈地叹息“大鹏起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追求绝对的自由,不受现实的羁绊,让精神去翱翔,把人生的痛苦淹没在精神的解放中,这是大鹏的精神,也是李白的精神。

五、苏醒的生命

李白的诗歌中,无处不见的是吃立于天地间的巨大的“我”,这个“我”的存在是如此的不容忽视,如此的顽强。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当年,庄子被一只小小的蝉拨动了生命之悲凉,很多人说,从这一刻开始,文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苏醒了。李白的自我意识源自老庄,又不太一样,就像他笔下的大鹏和庄子笔下的大鹏,虽采用了相似的文学笔触,歌颂了自由这一共同的主题,反映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哲学思辨一样。李白的自我意识展示出来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日出东方限,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溪脂同科!(《日出入行》)

在这里,充满了对宇亩间生生不息生命力的崇敬和对伟大自然的赞叹。我们可以体会到,李白把人的生命的小宇亩升华到了与包容万物的宇亩空间相等的地位来加以认识和描述,“展现出主体包容天地的观照方式与自觉视角,把自然景势的观照者——我’的内心不断趋增雄伟,达到与宇宙同在的境界”(康震《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李白对生命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自然的亲近,表现为其言辞中所流露出的与自然相互融入的思想倾向。在李白的身上,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亲和力,使得他能够在俗世与自然间搭起桥梁,并自然地穿越这二者,以在徜徉于自然山水间无拘无束的生命恣肆漫游于俗世,使得这在现实中看似相悖的二者在文学、思想与美学领域完美融合。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查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答俗人问》)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

出门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迹栖绝献。(《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

如山泉般自然流淌的诗句,情韵质朴、悠然,一切皆源自天然,这里的“我”是如此的舒缓自由。这个“我”完全符合了道家的哲学取向和美学取向。

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十三中这样描述道:“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可见,这种自我的觉悟也沿袭自魏晋名士对老庄的继承,有了这种对生命的思索,李白才能气吞天地、傲视公卿,才能把自己的灵魂融入万物之中去感受它们、思考它们,才能写出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诗歌。

六、道家思想与李白的诗歌创作

作为一位伟大诗人,道家经典的浪浸主义传统是李白诗歌创作方式的主要渊源。正是因为有了对“道”各个方面的认识,李白才能够将“道”融入他的诗歌创作中。

李白的诗歌与道家的渊源首先表现为他对庄子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继承和发扬。晚清诗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意思是说李白的诗歌是对庄子和屈原的继承与发展。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中说:“大约太白诗与庄文同妙,意接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则更进一步地确定了李白与庄子的文学传承关系。庄子与李白的作品在语言、想象、笔触、意境、思想等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蜀道,那令人“恍惊起而长嗟”的神奇梦境,如天马行空,无不是这一传统下的产物。

然而,道家精神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对庄子的继承上。影响李白诗歌创作的根源是道家的哲学理论。李白声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创作风格。他的诗歌毫不矫饰,率真至情,把强烈的情感和感悟用一种呐喊的方式表现出来,收到了振聋发喘、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这种率真正是“道法自然”这一哲学理论的产物,也是道家思想的美学流露。

道家“天人合一”世界观被李白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广泛采用,反映了李白对“道”的完美诠释。

李白有着道家的思想基础,有着道教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李白是道家的继承者。但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照搬,而是将道家思想与社会现实、自身本性相结合,产生出的一种新的更加积极向上、充满生命力和活力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它反映现实却又高于现实、充满理想却不流于理想,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浪漫流露。有学者认为,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说明李白有着道家的表象及儒家的内在实质,即“外儒内道”。其实不然,所谓“道法自然”,“道”所法之“自然”不能狭隘地理解为自然界,也应该包含人性与社会。那么,李白对自己性情的放任与顺应,也就正是源自他对“道”的深刻理解,是积极的人间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