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学”构架轮廓刍论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9 08:04 标签:

李白学”构架轮廓刍论

 

一、问题的提出

李白诗歌问世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一座令人惊叹叫绝的思想和文学艺术的高峰!

李白的诗歌,虽已烛照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我们要瞻仰,要借鉴,要吸取,要创新,就必须认真研究李白。在李白研究的进程中,逐渐提出了“李白文化”和“李白学”概念。

应当说,这是李白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李白研究必然要经过历史资料的整理、作品评价、版本源流、生平家世等传统的研究,走向审美意识、价值取向、与西方研究方法借鉴和交融等现代的研究。

李白学构架轮廓刍论

二、李白研究的二维发展

有关李白的研究经历了李白逝世以来时、空两个方向的发展和变化。

从时间角度来说,远在唐代,李白的诗就震慑和清新着当时的诗歌创作。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对唐代诗坛的双子星座的评论,足以说明李白、杜甫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很少有诗人在同时代就被神话了,李白是孤例。唐宝应元年魏题的《李翰林集序》载:.…….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唐宝应元年李白投靠时任当涂令的李阳冰,死前嘱其编集作序。阳冰在《草堂集序》中亦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后来的刘《码》、范《碑》分别记:“君名白,广汉人”(刘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码记》),“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昌明,太白生焉”(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这些语焉不详的记载,给李白的出生留下了千古之迷。

接下来,有宋人薛仲邕的《李太白年谱》,明代朱谏的《李诗辨疑》,清人王琦的补订《李太白年谱》。清人潘德舆的《李杜诗话》。进人20世纪以后,李白研究在国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峰。从初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对李白诗词的评价到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里对屈原和李白浪漫文学特点的看法;到20年代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对李白乐府诗的评价,汪静之的《李杜研究》,李宜深的《李白的籍贯和生地》;再到30年代的《李白研究》(李守章著)、《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陈寅恪著)、《李白与杜甫》(傅东华著)、《李太白传》(汪炳焜著)、《诗人李白》(彭兆良著);再到40年代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长之著)。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有《李白》(李长之著)、《李白》(王瑶著)、《诗人李白》(林庚著)、《李白诗论及其他》(孙殊青著)、《李白诗论丛》(詹锁著)、《李白诗文系年》(詹筷编著)、《李太白年谱》(黄锡自编);60年代有《李白研究》(王运熙等著)、《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编辑出版);70年代有《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李白》(王运熙、李宝均著);80年代有《李白在安徽》(常秀峰、何庆善、沈晖编著)、《增定李太白年谱》(王伯祥编著)、《李白纵横谈》(安旗著)、《简论李白和杜甫》(燕白著)、《李白十论》(裴斐著)、《李杜论略》(罗宗强著)、《李白年谱》(安旗、薛天结编著)、《李白丛考》(郁贤皓著)、《李白诗新笺》(安旗著)、《诗人李白》(林东海编著)、《李诗咀华》(安旗、薛天结、阎琦编著)、《李白诗选讲》(刘忆萱、王玉璋合著)、《李白论》(乔象钟著)、《谪仙诗豪李白》(郁贤皓、张启超著)、《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马鞍山市李白研究会编)、《李白诗歌赏析》(毛水清著)、《李白考异录》(李从军著)、《李白研究》(安旗著)、《李白新论》(刘忆萱、管士光合著)、《李白在安陆》(朱宗尧主编)、《李白研究论丛》(四川李白研究学会编)、《李白诗歌赏析》(裴斐主编)、《李白诗魂系青山》(李昌志、郑立洲、陶锡良等编著)、《李白学刊》(中国李白学会、马鞍山李白纪念馆主办,朱金诚主编)、《李白游浦》(丁育民编著);90年代有《中国李白研究》(中国李白研究会、马鞍山《中国李白研究》编辑部编。朱金城主编,郁贤皓副主编)、《李白思想艺术探骊》(葛景著)、《李白在山东论丛》(郑修平著)、《李白与中国传统文化》(葛景春著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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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角度来说,李白的诗一面世,就传到了朝鲜、日本,对东亚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朝鲜和日本有很多精通汉诗的学者对李白的诗极为推素,有的还与李白酬唱相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李白的诗还对同样受汉文化圈影响的越南、东南亚诸国形成巨大的影响,并逐渐传向各国,传遍世界,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和喜爱,吸引了一大批李白诗歌的研究专家和学者。

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李白的名字,都喜爱李白的诗歌。正如日本的寺尾刚在其《日本的李白研究简介》一文中描述的那样:“例如在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就选载了李白的《静夜思》、《玉阶怨》、《秋浦歌》、《客中行》、《早发白帝城》、《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友人》、《子夜吴歌》、《月下独酌》、《山中问答》等代表作品,而且学生们往往都能流利地背诵若干首。因此,可以说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李白这个名字的。”

有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翻译李白作品和研究李白的学者和专家。如日本的松浦友久、大野实之助,俄罗斯的托罗普采夫,英国的翟理斯,新西兰的路易·支黎,世界知名的汉学家韦利等等。这些学者和专家把李白推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把李白的诗传诵给世界的各个民族,引起了全世界对李白思想和艺术的惊叹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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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白研究方法的发展和丰富

如上所述,有关李白的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着相当的发展。而李白研究的方法,一样地经历着自身的发展和丰富的过程。“李白诗受到历代学者和唐诗专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分别从整理编集、钩沉遗文、版本源流、校勘订讹、笺证注疏、甄辨伪作、考释家世、品评赏析、年谱撰写等许多方面,加以探讨研究,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李白研究之风,经久不衰。”

然而,以上的研究方法历时虽久,却仍停留在我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上。

进入20世纪以后,以殷嘘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为开端,正如我国的考古学从传统的“金石学”转变为近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转变为“新史学”那样,李白研究不可避免地、大势所趋地逐渐进入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阶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国维、罗振玉对甲骨文的研究是“新史学”的开山;同样,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梁启超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文章是李白研究进入近现代意义上研究的滥觞。

甲骨文在殷墟的发现和研究,是“新史学”开端的内因,它推动我们的历史研究开始从纯文献走向实证与文献结合,并迅速地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考古研究方法融会。而西方汹涌而入的各种研究方法、认识观点,则是重要的外因,随着国门的打开,眼界的开阔,以及不可阻挡的文化交流,“新史学”终于形成。

李白研究从传统走向近现代,是在“新史学”这一学术背景下的必然趋势。李白研究终于从20世纪前的传统研究进入到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阶段。

葛景春先生在《学术转型期的李白研究》一文中写道:“如果要划分期的话,可以说百年的李白研究可划为三个大的时期:学术转型期(1901—1949)、曲折发展期(1950——1976)、开放繁荣期(1978——1999)。其中以学术转型期的意义最为重大。因为它是李白研究从传统研究方法向现代研究转变中跨出的最关键的一步。”

按照葛景春先生的划分,进入20世纪以来,李白研究经历了五四前新研究方法启蒙期和五四后新研究方法的探索期这样两个阶段,它们共同形成了李白研究的学术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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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大事。

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风暴。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下,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打倒孔家店等主张以锐不可当之势风靡全国,文风大变,思路大张。这一形势的出现,无疑会为李白研究开拓新的视野,提供新的方法、新的观念等等。正如葛景春先生在该文中描述的那样:“无论是从规模上或是从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了改良维新派的落篱和水平”,“西方思潮像潮水一样涌进中国,像本格森的生命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心理说、叔本华的苦闷说、尼采的超人说等等都在中国学术界先后登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如演绎法、归纳法、实证主义、文本主义、新批评派等等,与中国原有的乾嘉学派的传统方法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了重新的审视、阐释和研究"。

在“曲折发展期”,李白研究的方法似乎有些回归,因为“左”的阴云不散,学术上反而有些抛却了五四以来的活跃和生动,显得拘谨和沉闷。然而,在这一期间,也有一些扎实的工作成就,“为向全民传播李白诗歌的精英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如50年代舒芜的《李白诗选》、苏仲翔的《李杜诗选》、60年代王运熙领导下的复旦大学李白选注组的《李白诗选》,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瞿锐园、朱金诚的《李白集校注》的出版特别引人注目,这部书与王琦辑注相比,有了较大的突破,它总汇了王琦辑注本编成以后二百年以来不断出现的新成果,纠正了前人的许多误失,达到了应有的齐备和精当的程度。各种李白研究的专著相继问世,解决了李白研究中一系列的疑点难题,如林庚的《诗人李白》、詹锁的《李白诗论丛》、《李白诗文系年》、王运熙的《李白研究》……"

70年代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至今在国内外仍有着很大的影响。郭沫若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率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观点运用到新考古学和新史学上来研究问题并卓有成效的专家。然而,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李白与杜甫》显然留下了“左”的印迹。

李白研究在1978年以后,的确进入了“开放繁荣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学术界的气氛相当活跃,一大批颇有建树的李白研究专家脱颖而出,写出了大量的、有质量的文章,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李白研究这一宏伟的课题。与此同时,国际上的李白研究、我国台湾地区的李白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国际上的相互交流、两岸的学术交流和影响,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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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可喜的现象是,李白研究的方法,也进一步取得了突破性、开拓性的进展——即从接受美学理论的观点,来探讨李白作品的接受史。

早在1931年,德国文学理论家本雅明就提出了“双线”文学史说,他认为文学史应由两条线构成:一是作家对作品的创作史,一是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史。本雅明在《文学史与文学学》一文中写道:“对作品的整个生命及影响的范围,应与作品,尤其是创作史平等相待,也就是说,要注意作品的命运、当代人对作品的接受、作品翻译情况及作品的名誉。这样作品便能够在心灵深处构成一个微观宇亩,乃至微观永恒。”

作品与读者,永远是一组美学欣赏上的共同体;然而,重要的是,作品是一成不变的,读者是时时变化的。跳出作品,研究读者的接受及接受的变化过程,无疑是文学作品研究的新思维、新视点、新方法。

另一位现代的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尧斯,就教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他主张将美学因素和历史因素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从而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史。

尧斯在其1976年出版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写道:“一方面,它必须说明文本的效果和意义所赖以具体呈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实际过程,另一方面它要重新构造读者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接受和解释同一文本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在衡量一部艺术作品的现时效果时,必须参照早先人们对该作品的经验史,并且在效果和接受的基础上形成审美判断。”

尧斯的主张很清楚地阐明了文学接受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接受史研究的方法1980年就被中国内地的学者采用,陈文忠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宏彬先生的《红楼梦接受美学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都是接受美学研究方面的力著。

用接受史的研究方法研究李白诗歌的第一本书是台湾学者杨文雄的《李白诗歌接受史研究》(五南图公司,2000年)。作者在“绪论"中坦言,祖国大陆学者朱立元、陈良运、陈文忠是“古典诗歌接受史理论的奠基者”(《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在李白研究领域的应用,这个开端将极大地将李白研究的层面、内涵、外延予以拓宽和丰富。诚如傅旋踪先生所说:“一千多年来,李白的诗歌一直是诗家的楷模,同时也是学者注释、批评、研究的对象,产生众多的论著。台湾学者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的问世,表明李白研究本身已成为一门学问。时至今日,如何深化李白的研究和认识,已是需要每个学者认真思索的问题。”傅璇踪先生在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的论文中敏锐地指出,李白研究本身已成为一门学问,这就很明确地提出了随着李白研究方法的发展和丰富、李白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加深,“李白学”的形成已是水到渠成。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吴企明先生就提出建议:“群策群力,建立李白学学科”,并对于它的必要性、整体构架作了阐述和设想。随着时光的流逝和研究的深入,李白学的构架轮廓愈来愈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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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白文化”是接受美学的现代实践和发展

如前所述,我们将文学作品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就是对作品的研究,再引申为对作者的研究。它的研究范围无非就是作品评价、版本源流、艺术手法、艺术赏析,乃至作家生平、成书经过、本事考证等等。这基本就是传统研究的范围,自李白及其诗歌面世以来,这类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了。其二是对读者的研究,我们若将着眼点放到历代的读者身上,以审美经验为中心考察历代读者(包括当代读者)对文本的审美反应,我们立即就会另辟蹊径,看到一个个变化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看到一幅幅生动活泼的李白诗歌感受共鸣图画。我认为这二者的结合,方能构成李白文化;这二者的共同研究,方能形成李白文化研究。

李白文化是近年来有关学术团体和地方政府提出来的。

学术团体强调对它的研究,地方政府侧重于对它的弘扬。然而,就本质而言,李白文化是一个历来就存在的现实;李白文化也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发展和丰富着的社会人文现象。梁吉充、吴丹雨两位先生在其《李白文化总论》中写道:“我们所说的李白文化,是世界名人、一代天才诗人李白的诗篇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人们欣赏研究其诗歌艺术并突破这一范围,旁及诗人的思想、生平、经历、行踪、遗迹以及崇道、纵乐、饮酒、游仙、击剑、任侠等生活习尚诸多方面而逐渐形成起来的、有着丰富内涵且自成体系的文化现象。.….什么是李白文化的精神内核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我们将其表述为:李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化。”实际上,他所讲的依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李白及其诗歌以及思想、生平等,是作品、作家的问题;其二是人们欣赏、研究其诗歌并突破这一范围,是读者的问题。

该文列举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弘扬李白文化的实际工作及掀起“李白文化热”的现象,提出了应当高度重视李白文化的理论研究,并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从而开创李白研究新局面的建议。这些应该是当代政府和人民感受、传播、宣传、弘扬李白思想艺术的方式和现象,也应是读者的问题。

同样,该文也提到《李白诗歌接受史》一书,说该书“详细论证了李白诗歌在各个朝代长期传播的效果问题”,在说明李白文化的流传悠久和广阔时说:“李白文化作为一种优秀文化,具有一种历久不衰的,不受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内在张力,推动着李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现象显然是只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均堪称优秀的作品才能达到的效果。”很明显,这里所说的张力,就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形式对古今中外读者的吸引力,是作品散发出的感人魅力,它使人感叹,使人顿悟,使人过目难忘、激动不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白作品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它能够达到人们审美层次的最高境界—悦神悦志,是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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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是审美客体,人是审美主体。

审美情趣是因人而异的。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其与生俱来的性格、气质、受教育程度、历练、修养、兴趣爱好等决定了他的审美能力和他能达到的审美境界。因此,只有对李白诗歌的理解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达到相应的审美高度。

著名美学专家李泽厚先生把美感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悦耳悦目;其二为悦心悦意;其三为悦神悦志。李白的诗歌正是具备了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审美感,才会历久不衰且广为传播。无论今古,无论中外,只要你读到《静夜思》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明白晓畅的诗句,都会被里面所蕴含的浓浓的思乡之倩打动,引起强烈共鸣——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和生命力,或者说是它的内在张力。

文化历来就具有教化的功能,我们现在弘扬李白文化更是如此。教化就是让读者、让人民接受优秀的文化,并在接受中感知美,沉浸于美,享受美,从而起到净化精神境界、催人奋进的效果。我们今天提出的弘扬李白文化,就是要以“先进文化的代表”的标准,来弘扬李白诗歌中昂扬向上的精神、执著进取的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尊崇自然热爱人民的精神从而激发我们投身自主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事业的凌云壮志。

因此,李白文化是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先进的研究和传播手段让人们接受并参与现实创造,体现当代诉求和人文关怀,融合现代意识和变革的实践、创造和发展的一种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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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李白学”的构架轮廓

不言而喻,“李白学”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一)李白作品及李白其人的研究;(二)李白作品接受史研究;(三)现代条件下李白作品接受(李白文化)研究。应该说,这三个部分的内容是非常庞大的,每一个方面都有极大的空间可深入、拓展,都可以随着研究方法的丰富,研究手段的变革而得到突破,获得创新。

吴企明先生在其《建立李白学刍议》一文中写道:“李白学的整体架构是什么,这是建设李白学的核心问题。李白学应该是一门具有完整的科学体系、全面丰富的研究内容、多层次的研究课题、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由一系列研究成果积聚、组合而成的专门学科。”这一论断,应该是精当的,较全面的。

吴先生在该文中还指出李白学大体上由五项研究工作构成:一是作家研究;二是作品研究;三是比较研究;四是专题研究;五是李白研究历史的研究。窃以为,以上五项或可通通归入第一部分的李白作品及李白的研究。它的内容应该涵盖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最现代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及其成果;同时应该包括不断更新的考古史证资料及其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的李白作品接受史的研究,应该从唐代文学的接受背景入手,深入研究李白诗歌及其文章问世以来对历朝历代各个审美层次的人们,古今中外有关李白及其作品的传播状况、接受状况,以及在诸如哲学、社会学、宗教学、史学、文艺学、心理学、美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影响。

第三部分方兴未艾的“李白文化”现象及其研究,实际上是现代条件下的对李白作品及李白本人的接受实践及其研究。它应该包含我们所有的为传播李白作品及其思想艺术、人格魅力所做出的努力、业绩。它既包括各级各地政府兴建李白纪念馆、维修有关李白遗迹的文物名胜、兴办李白题材旅游设施等等硬件上的建设,更包括我们的图书、字画、电影、电视、网络等等软件上的传播、宣传,还包括近年来涌起的由政府牵头,中外来宾、专家交流,诸如“国际李白文化节”、“李白诗词吟唱会”、“海峡两岸李白学术研讨会”、“中日李白之声联谊会”等等各种名目的大型活动。

然而,我们决不可忽略的是加强对广大受众对李白的接受研究。在这个飞速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时代,在这个价值取向多元、生活节奏加快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审美情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只有加强对他们的接受研究,引导他们汲取李白优秀文化的精髓,我们才能把握住李白研究的时代脉搏,将李白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充分反映李白研究的新水平,从而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李白学”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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