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精神的现代认识之我见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8 07:14 标签:

李白精神的现代认识之我见

一、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公认的天才诗人。其独特的精神和气质,让无数人迷醉、仰慕、神往。

李白人生与艺术中包含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近代以来,虽众说纷纭,但大致不离儒的精神、道的精神、侠的精神三种说法。儒的方面,是看到了李白积极入世的精神,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七古梁园吟》),“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道的方面,是看到了李白身上的自由精神。李白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并酷爱求仙访道,向往超脱尘世、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侠的方面,是看到了李白身上侠客兼纵横家的气质:“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侠客行》),并常以苏秦、张仪自居。但是,人们也发现了,这三种说法哪个方面都无法完全概括李白的精神,甚至也无法确证哪个方面在李白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人们说,李白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游移于儒道侠三者之间,摇摆在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中。

李白是中国文化氛围中出现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李白的精神根源,不无道理。

但是,近年也有不少学人发现了李白的思想、性格与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不兼容性,最典型的是李晶的观点。李晶认为,在儒的方面,李白积极入世,但缺乏儒家的道德自律和对民生应有的关注;在道的方面,李白与道家貌合神离,他无法做到道家那种“堕肢体,黠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的物我两忘的境界,大鹏是他翱翔人间的理想与蔑视芸芸众生的象征;在侠的方面,李白有着丝毫不弱于纵横家的功利欲,但又有着“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的虚幻感。

李白思想的这种矛盾,反映出在他身上存在着与中国传统思想异质的东西。

那么,这种异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中国文化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其特征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无论儒、释、道,无一不打上了理性主义的深重的烙印,即使是“以武犯禁”的侠,也染上了理性主义的浓墨重彩。“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替天行道,伸张正义,是侠的精神。理性主义既是社会普遍法则,也是个人行为准则。与无处不在的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是对人的生命本能的压抑和妖魔化。历代先贤圣哲,大多将理性与人的生命本能相对立,对自然人性大加贬斥。告子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而孟子坚决反对,认为人性就是仁义。即使浪漫的庄子,肯定的也是精神修养而非自然情欲。发展到宋明理学,更是宣扬“存天理而灭人欲"。因此,中国文化仿佛一生下来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失去了少年的天真,变成了老头子。

理性与本能,本是人身上的两种属性,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命的自然本能成为异质,遭到了压制。而李白身上所体现的异质性,就是对生命本能的张扬。因此儒道侠不能概括李白的思想和行为,毫不奇怪。人们说,李白的思想复杂而充满矛盾,既然思想间相互矛盾,必然有一个统一这些矛盾的内在机制,否则李白带着这么大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他将会变成一个疯子。这个统一机制,就是对非理性主义的生命本能的张扬。

李白之所以能够张扬与传统文化异质的生命本能,大致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盛唐的历史氛围。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这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李唐王朝起自西域,相对后来的宋、明两朝,殊少思想束缚。这样的盛世,提供了一个通达人性、符合人性发展的社会环境,带来了人性的大解放。

第二,李白出生于商人之家,今人考证,这也是其终生不参加科举的原因。在经商环境中长大的李白,秉承了商人自由的天性,家国意识不浓,较少受到思想羁绊。

第三,跟李白天才般的个人气质有关。李白情感丰富,思维敏捷,豪放旷达,任性而为,自成境界。人们常说,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能够任从天性,不受拘束,轻而易举地跨越普通人无法跨越的障碍。综上多种因素,使李白能够在入世的儒家、纵横家和出世的道家中间,凭着生命的激情和此时此刻的意兴,自由地摄取,为我所用,又都不虚诚信仰,不受某种固定的价值标准的约束。

二、

在人们苦苦追索李白的行为和创作背后的精神动因,并为将它们归属到儒、道、侠哪种类型而伤透脑筋时,当事人李白却没有这样的苦恼。对于李白来说,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他自我地活着,向孤独的人生开战,向平庸的生活开战。在得意的时候,可以大喊“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失意的时候可以高叫“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此一时抒发超然世外的洒脱,彼一时表现怀才不遇的苦闷;不当言不舒服,当了言又不自在;遇上僧道说隐逸,见了大官求引荐;和豪杰相遇论剑术,与妓女相处谈风情;居市井之中则豪气勃发,处山水之间则萌生退意…….诸多矛盾表现,对于他来说,都是自然的、发自天性的。他任凭个性的驰骋,激情的冲撞,不矫言,不伪饰,将自己完全展现在世界面前。他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需要固定的信仰。如果说他有信仰的话,这种信仰就叫真实,是对发自于生命本性的自我的执著。

在李白的一生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他是怎样尽情挥洒生命的激情的。

游侠生涯李白十五岁起,就好剑术,尚任侠。“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在离蜀之前,就一面从事社会干谒活动,一面游走江湖,结交豪强,向往做个侠客,扬名海内。“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府皓》)。出川之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身仗利剑,完全一副侠客模样。出川之后,不论得意失落,仍然旧性不改,江湖风格时有展现。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之后,即赴大梁(今开封)而去,并写了著名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对他来说,不如意的言宦生活结束了,自由自在的侠客生涯重新开始。

侠客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甚至进入正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专章为他们树碑立传。侠的精神在于与国家与社会相结合,与政治与军事相关联,安社稷,济苍生,替天行道,铲除不平。同时,为人排忧解难,为知己者死,也是侠客的特征。朱亥、侯赢、鲁仲连,都是李白的榜样。

但是,从李白的游侠生涯来看,他身上的游侠精神,不仅仅是出自干谒策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我炒作),借此引起当权者的赏识,还有出自天性的一面。植作文在《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中直言李白是个“古惑仔”,话不好听,其实也有道理。在李白身上,不仅仅有鲁伸连式的为国为民、帮危扶困的理想,还有另外一面。李白从小好剑术,“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到了三十一岁,穷愁涤倒于长安,还与长安市井流氓无赖混在一起,坦言:“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吓来煎熬。”(《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更是渲染自己:“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抚尸泣血锄哭,与虎搏命,“此则白存交重义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李白目无法度、胆大妄为、仗义疏财、不怕死、讲义气的精神。不论是非道义,唯求快意恩仇,这是江湖好汉的品格、古惑仔的品格,与传统的侠的精神是不同的。如果说侠是一种与理性联系的精神的话,好汉、古惑仔,则是一种与非理性的本能相联系的精神。

爱情生涯诗人是多情种子,不可没有爱情。

李白一生,爱情际遇不断,他也毫不隐瞒。推究李白与女性的爱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

第一种类型是与功利相联系的爱情。

与李白有过交往的魏颜记载:“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日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日颇黎。终娶于宗。”(《李翰林集序》)这是几位与李白有婚姻关系的女性。其中,许夫人、宗夫人都是正式的婚配,刘氏和鲁氏都是临时婚姻。许夫人出自名门,才华出众;宗夫人更不得了,是唐武后和中宗时三次担任过宰相的宗楚客的孙女。更有意思的是,这两次婚姻都是招整,李白也不隐瞒这点。李白从偏远的四川来到中原,举目无亲,要升迁、发达,只要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招熬上门也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不能说李白对婚姻没有感情的投入,但功利是前提。

第二种类型是与文化相联系的爱情。

李白偶像很多,其中爱情偶像就是谢安。魏颐在《李翰林集序》中说:“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其中“东山”,就是东晋谢安的号。谢安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名士,曾隐居东山,无意仕途,每日与朋友一起,带着妓女游山玩水。在李白看来,谢安的携妓出行,达情遂欲,是种标准的名士风度,让他羡慕不已,在生活中学习模仿,时而有之,故魏题说李白“世号李东山”。

在诗中,李白也描写了这种魏晋名士般的爱情:“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示金陵子》)“安石东山三十,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其一)“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其二美人名士,天生一对,但这美人,须是风情万种的烟花女子,而不是三从四德的贤良小姐,才配得上他的名士风流。

第三种类型的爱情,最为大胆放纵。

李白之前,除了民歌,鲜有文人在诗中直接描写这样的爱情的。“玳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对酒》)“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赠段七娘》)“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相逢行》)这些都是赤裸裸的情欲的表现,却以最美的文字传达出来。前两种爱情,分别满足现实的需要和理想的需要,都与理性相关;而第三种爱情,则只与情欲相联系,这是出自生命本能的、非理性的爱情,满足的是本能层面的需要。

饮酒生涯与剑、与妓相比,酒在李白的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的。李白自己也有大量的饮酒诗,描绘自己的饮酒生涯。李白的饮酒,就一个“豪”字,不醉不欢,不醉不休。

李白为何豪饮?前人今人颇有研究,总结起来,大致有几个理由:

其一,酒可排解苦闷。“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这种苦闷有两种,一是怀才不遇、功名难就带来的苦闷,二是人生如梦、生命易逝的苦闷;其二,酒可化解孤独。“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其一),进入忘我境界;第三,酒壮英雄胆。酒可使人产生藐视权贵、藐视礼教的勇气。“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以上三点,都得益于酒的麻醉功和激发能。酒既是一种被压抑情感的宣泄方式,也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精神反抗。这一点,前人也有论及,范传正说,李白“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李公新墓碑》)。这是魏晋名士的酒,“竹林七贤”的精神。但李白的酒、李白的精神还不限于此。

酒有麻醉、激发功能,也有通灵功能。在《月下独酌》其三中,李白写道,“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竟然将喝酒看成与天地之大道相通的一种途径,这让我们想到了希腊人的酒神节。古希腊人认为,人们狂饮之后,进入迷醉状态,就能体验到一种与神相通的境界。

这说明酒能够让人体验到一种与宇亩自然相通的大智慧、大快乐。作为资深饮者,李白深谙个中妙境,因此他告诫嗜醉者说:“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酒能够使人进入非理性的迷狂状态,从而摆脱理性的束缚,激发生命的潜能。且看李白酒后醉态:“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下独酌》其一)李白边喝边歌边舞,激情从日常生活的束缚中解放,灵感若大江之水滔滔而来,因而“斗酒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

游侠、爱情、豪饮,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又根植于李白自我内在的需要;表现了理性主义的理想,也透露出生命的本质真实。奔走于红尘之中,徘徊于儒道侠之间,同时又达情遂欲,自然地生活,这是种高度的自由状态。在自由状态之中,李白享受着艺术,也享受着生命,在“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只有不属于人间的神仙,才能达到如此非凡的境界。

三、

李白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创造表现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纵观李白的思想行为与艺术创作,与当时的诗人群体有着相似之处,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也有深刻的联系;但同时,与同时代诗人相异之处、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之处也十分明显。这些相异和矛盾之处,带有很浓厚的现代性意味。

我们常说的“现代性”诞生于现代社会理性主义和启蒙理想崩渍的过程中,是社会进入发达工业时代的产物。现代社会表现出了出明显的“分裂性”,即个体与社会的分裂、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表面的理性统一的背后是普遍的“非现实”,这种分裂性(在马克思那里称为“异化”)构成了现代性的表征;同时,现代性也意味着对这种分裂性的明确意识,以及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改变这种分裂性状况、重建真正的统一的努力。因此,现代性是一种思想意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从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开始,现代哲学家就对不合理的现实提出了指控。他们指出,在理性的统一性背后,是现实对人的生命本能的无情压榨。于是,以解放本能、张扬生命为主的意识革命,占据了现代文化的舞台,构成了现代性的精神标志。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症候,但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

因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在传统社会中仍然存在。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与政治对私人生活的严厉压制,理性对非理性的无情剥夺,其程度一点也不比现代社会逊色,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差别仅仅在于是否广泛地意识到这种分裂。在传统社会中,一些具有特殊生活经历和特殊生活感受的个人或群体,也可能出现“现代性”症候,走向反抗之路。李白就是这样一位诗人。

李白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创作,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内容,尤其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分裂性症候。在李白的内心世界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生命本体间的撕裂感的体验也许是朦胧的,但是,即使在他积极地投身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天才般的个性仍然感受到这个世界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本能地产生着抗拒。于是,一旦要在理性的生活与天性的放纵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李白总是选择后者。“天子呼来不上船”、醉中起草诏书、令高力士脱靴等等狂放之举,发生在其为翰林供奉期间,其意义不在于对权贵的蔑视,而在于生命自由的冲动对理性化生活的拒绝。

在狂放的外表下,李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单是功业未就、抱负难施、缺乏世人理解的孤独,更是“万古之愁”——对生命悲剧性的透彻认识与对自我分裂性的把握。它造就了生存的荒诞与人生的虚无,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拯救人生的强烈冲动。而李白全部的艺术与人生,都是实现自我拯救的一种努力。

李白自我拯救的方式,就是张扬非理性的、来自于本能的激情,以摆脱现实生活对生命的压抑。

这种拯救的方式,是现代性的,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尼采认为,在人的心灵深处,在思维和想象之下的更深层,还有一个迷狂的世界,这便是酒神的境地。在醉境下,人从现实和本身中超脱,一切潜能都会发挥到极致;最后,人终于达到与自然交融的自由境界。这就是来自非理性的本能冲动的酒神精神,是人的生命中最本质的存在。人的生命超然于善恶之外,不要压抑生命的本能,要以酒神精神享受人生,为自己创造生命的快乐。

李白不仅仅是将自己的创作投入到了自我拯救过程中,而且将他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了这个过程中。用儒的积极入世的道德化激情、侠的慷慨赴死的道义精神、道的个性主义和仙化理想来解释李白的生命过程都是不适当的。干谒、游侠、求仙、访道、饮酒、押妓、做官、作诗……这一切的背后,我们都看到了酒神精神的耀眼光芒—而李白,就是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