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现象之文化心理取向的生成及演进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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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现象之文化心理取向的生成及演进试

 

作为有唐一代杰出的诗人,李白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里重彩的一笔,其才情四溢的诗歌作品和自身浪漫的传奇色彩,皆已成为民族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如论者所言,李白及其相关的诸多民间故事、戏曲小说等资源,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奇特“文化个案”。正由于此,研究者也从艺术、思想流派、生平及个人影响等各个不同角度对李白其人研究开展了极为详尽的分析与梳理。而从时间、空间和对象这三个维度综合来看,李白文化现象虽肇端于李白其人其作,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一文化现象已经深深嵌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并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在不断变化。再者,已经成为文化符号代表的李白,其所涵盖的相关心理变化,以及对民族共同心理的影响,也对当今国民性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旨在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试对李白文化现象的文化心理生成及与社会群体的双向互动等方面作一粗略的分析。

一、李白作为文化符号的意义生成

关于李白文化现象的出现,前人已略有论述。不论是个人经历的特异性还是诗作的巨大感染力,李白文化现象的形成,即意味着李白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而这一符号作为心理和文化的媒介,或者说作为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媒介,对它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极大影响了李白文化现象的初型和后续性。

1.李白的表征符号意义(表征及指向的多元化)

按照坎特(Kantor)的制度性刺激之反应(response to inestitution stimuli)观点来看,在特定时代出现的李白其人及其行动——包括他的言语、行为和相关诗、文,构成了李白这一文化符号最初始阶段的意义。就这个方面来说,此意义是真实和实在的。也就是说,对他生平记载的一些较客观的、并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资料(如两《唐书》

和墓志铭等),以及他一生当中所写作的大量诗、文,都向我们表明了李白作为出现在公元8世纪前期(唐开元至天宝年间)这个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内的个体状况;从这一符号表征看,李白的意义无疑应当是“古典时代的(唐代的)、有大量优秀作品的诗人”。但另一方面,李白在历代众多的诗人当中被抽取并形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其更深层的原因却在于这一符号表征的多元性特征。正如之前所说,由于李白个体行动的复杂性和所处社会语境的特殊性,以及实践活动当中本人对自我身份的不同指认,造成了李白其人其作的多元性意义。儒、道、侠是李白思想的三种主要成分。而李白亦在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分别扮演着这些不同角色。比如其离蜀时“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宴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理想,比如对他“少任侠,手刃数人”(魏颢《李翰林集序》)的记载和其“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的诗作,以及他诸多道、仙诗的创作和早年与东严子隐居、中年受道等等情况。而正是这种种种不同的思想与身份,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互相的反向消解,诸如他从人隐居、奉召入朝、脾睨朝臣、入幕永王等行为和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嘲鲁儒》、《淮阴书怀寄王宋城》等作品中对儒生的贬斥,在《拟古》和《月下独酌》中对神仙的否定等等,皆赋予了其作为符号表征意义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正如“侠客、隐士、酒徒”的称呼一样,李白二字所代表的形象是多面的,但其中任何一个单面都不能完全代表李白。这也决定了李白文化现象在这种不同方向上的延续发展,进而成为其他文化领域内的不同表征。诸如仿效创作的诗歌,立足于文学和政治、道德的评价文章,出自不同人(亲人、崇拜者、同代诗人等)和不同时代的纪念性文字,流传于口头的生平故事等等。这些符号表征不断扩大,并进一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其表征意义进行着继承、转化和更新。

2.李白的经验意义

如传统的思想评析所论,李白的复杂思想,是承继了源自孟、庄、屈原及战国游士等以来的诸种思想学说,并在将其杂糅之后自成一家。而此种现象,不仅造就了当时的李白,也进一步衍生了以李白为焦点的李白文化。如上所述,作为符号化了的李白,其本人和创作所带来的多元的符号表征,为后世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多元的经验意义,并由此构筑了李白现象的文化心理世界;也即是说,对于处在不同的动机系统和经验系统当中的人,李白这一符号具有了对“人”的不同意义。而这本身应当逐步走向分散的多元意义,又由于李白这同一指归,从不同的角度充实和更新了李白文化的时代内容。在传统文化之主流和支流不断发展、改造的过程当中,李白的经验意义成为李白文化现象形成的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李白所带来的经验意义,或者说人们对李白其人其作的知觉,逐步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心理取向,这一取向既包含有精英知识层的,也包含有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对于这些隶属不同阶层和社会语境的群体而言,李白所具有的经验意义也是各各不同的,当然,这一差异的前提是在同一个民族本土文化的大环境内,比如秦汉以来基本统一和大致固定了的地理范围与思想基础。具体来说,以时间为轴,我们可以看到中唐以后开始的对李白、杜甫的比较评价,看到明清时期对李白的推崇和贬斥兼具的评说情况,以及近代以来具有现代价值观意义的评判;以空间为轴,我们可以看到,对李白其人其作的反映逐渐形成了知识层和平民层两大板块,且这二者之间的距离还在有意无意地进一步拉大。这其中,就知识层而言,又有着居高位的上层和失意的中下层之间的分别。以观察社会的眼光和政治、道德的标准来说,李白对他们的经验意义亦是迥异其趣的。同时,在知识层之内,我们从对象的角度出发还可以看到,作为文学才能极高的李白和仕途平凡的李白,其给予人们(尤其是处在农耕经济和皇权制度为主的古代社会中的人们)的感觉更是具有相对隔离性的。

二、李白现象与意向世界的心理同构

1.李白现象文化心理的创生建构(genetic constuct)

李白文化现象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也是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个人“学习”和民族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这其间,个人心理及群体心理与李白文化现象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是一种共生的状态。也就是说,包括李白本人在内的众多个人共创(co-construct)了李白文化现象。而这一共创是延续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以波依斯(Bosch)的行动理论来说,个人事实上是“透过其行动而同时同化(assimilate)与转化(transform)文化;行动之复杂的整合性给出了其多元价位(poly-valent)与过度决定的(over-determined)性质”。从以上心理层面的概念来说,李白一生的思想及实际行为的特殊性是李白现象文化心理的诞生点,李白身后的不同经验意义的形成和多元意向世界(intentional world)的建构,成为李白文化现象成型和延续的重要心理因素。

如上所述,对李白的经验意义以及相关的意向世界的建构,可以分为知识层和平民层两个方面。

第一,就知识层而言,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指认有着与自先秦发端的“以道自任”的“士”一脉相承的传统精神。

然而,如余英时所言,“道统与政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紧张和冲突的一面”,自秦汉以降,知识层在“道”与“势”的消长当中显露出种种矛盾心态。这一心态为解读李白所代表的经验意义奠定了群体性的心理基础。一方面,知识层从李白的傲视权贵的言语和行为当中取得了“尊道”的价值认同,虽然这种认同并未有多少明显的外在表现,但我们从当时士人对李白的关注,以及两《唐书》能够记载“力士脱靴”这一举动当中可以隐约看出一些端倪;另一方面,随着儒家言方思想的演进变化,中唐特别是自宋开始,知识层开始以这些思想标准对李白进行批评。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论杜甫有云:“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知持传统儒家政治和诗教观念的论者对李白狂放超脱的个性与诗风颇有警议,当然也反观出此时知识层在解读李白时微妙的心理变化。从此角度言,元、白肇端的抑李扬杜已让我们看到“因道废文”的心理先兆。而从对个体深层心理的影响来看,李白这种欲以己才干谒明主、平步青云的思想,对不复再有“游士”时代的士人群体和主流文化圈来说,无疑有着巨大冲击力。这种冲击带来的批评言论,让我们看到了正统知识层在建构自己的意向世界时,对李白“狂放”、“飘逸”、“任侠”等性格特点所赋予的特殊的色彩。如杜甫的

“飘然思不群”(《日忆李白》),任华的“有奔逸气”(《杂言寄李白》),裴敬的“飘然之状”(《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刘遮的“飘然有超世之心”(《旧唐书》),王安石的“识见卑下”(胡仔《营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苏辙的“华而不实”、“白昼杀人而不以为非,此其岂诚能也哉”(《诗病五事》)等评价。除了儒家诗教观的影响外,受到体制约束而产生的“士”和“济世”等观念的差异,也许正如赵昌平所说,更透露出了中唐后由于社会的变化,主流文人在政治上

“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国经邦的才干”的成熟心态。但即使是这样,在从宋到清的文坛上,对李白豪纵之风、逸荡之气仍颇多肯定与推素,如黄庭坚的“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胡仔《营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方孝孺的“雄盖一世”(《李太白赞》)之语。知识层的意向世界对李白的局部放大或缩小,使得李白所代表的文化符号在正反两个方面开始浓缩集中,不论其是褒是贬,我们看到,雄、奇、逸、狂都成为集中后的代表性词语。而这期间的知识层欲将李白纳入正统道德价值体系的做法[],也透露出了大传统文化和李白文化之间的动态兼容。而在元明清时期,这种做法由于下层文人的参与,其结果是广泛渗透入民间,成为李白文化现象心理同构的另一重要来源。

第二,就平民层而言,其对李白的意向世界的建构相对来说脉络更为清晰一些。

民间所关注和认同的李白带有显著的“平民”特点。通过大量的口头流传故事和市井盛行的诸多戏曲、小说作品不难看出,平民层对李白的解读弱化了理性色彩,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就其心理状态的特点来说,大致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身份认同,二是圆满趋向,三是神秘性,并常有混杂交融。如果说知识层在对李白是不是济世之“士”这一点上有所争议的话,平民层则对李白表示了毫不掩饰的认同感和强烈的喜爱之情,并以此来构建自己的意向世界。对于知识层而言,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这样的事件代表的是“道尊于势”

的价值观念,而对于平民层来说,则更注意的是李白以平民身份与高高在上的统治层相抗衡的胜利心态。从《唐国史补》中李白有令而力士未脱靴,到流传甚广的《酉阳杂姐》中"力士失势,速为脱之”一幕,可以看到这种心理的有趣变化。而明代拟话本将捧砚之人换成杨国忠,且加上李白因未贿赂杨、高二人而落第的情节,又让我们看到民众素朴的反权奸的心理。至于居隆在《彩毫记》中让李白“团圆受诏”,尤侗在杂剧《清平调》中让李白应试高中,则更是在折射了平民对李白身份认同的同时,透露出国民追求圆满的“根深蒂固的心理倾向”。不管是在皇宫戏弄权贵的脱靴、捧砚,还是打压了地方官气焰的骑驴华阴,人们所注重的是李白这个“布衣百姓”以其高才换取了权威阶层的另眼相看。在平民层的“小传统文化"(small traditional culture)系统中,群体心理的“发迹变泰”思想更易与李白的“布衣取卿相”思想相契合,对李白的认同带有更贴近自我的酣畅淋漓感。因而,李白也就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市井英雄”,一个来自于平民但又非普通平民的超然者。正如“十步杀一人”、“事了拂衣去”的侠客一样,民众在心理认同的同时,又在其意向世界中,塑造了太白金星下凡、神鱼投胎以及骑鲸成仙等这样具有神秘气质的李白。当然,不论是令人脱靴的李白,还是“长庚入梦”(李阳冰《草堂集序》)、“得仙去”(柳宗元《龙城录》)的李白,始终都是与平民的“自我”融为一体的。

2.李白现象文化心理与“近经验概念”

继文化人类学家之后,希维德尔(Shweder)对近经验概念(experience-near concept)作了更近文化心理学性质的解释,认为它是“对人的行为背后的信念、观念和意义的认识,并由此形成的对他们的看法或观念”。而如前所述,李白文化现象的形成与演进是随着本土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共同进行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整个民族文化与这一次生文化现象是动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因此,李白现象文化心理与民族群体的“近经验概念”之间的双向影响,亦必然成为整个国民心理发展变化的重要推动力。

从李白文化现象的整体来看,其形成的过程正是后世人们对李白在认知、感情和实际的行动倾向方面逐渐综合的结果,也即是对李白的态度的形成和变化的结果。如前所述,在对以原型李白为基点的讲述中,人们逐渐将自我的心理喜好、认知经验进行了对象转移,这种类似的心理投射既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主体渗透,同时又兼有独特的对李白为代表的符号表征的同化(assimilation)与内化(internalization)。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由于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同时的选择与接受,李白此文化符号逐渐与国家和民族融为一体,成为民族精神或是民族潜意识的有机成分。与此同时,李白文化独特的内涵也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有所变革和更新,其狂放、傲岸、飘逸、天才等符号指征,已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狂猬之士”形象;其自由不弱的鲜明个性,也为自汉以来逐渐定型的民族个性——崇尚中和、含蓄,遵从主流思想和儒家温柔敦厚、言志入世的美学规范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李白式”或“像李白一样”的指称,在个人性格、文学风貌以及民族精神等各方面都成为特定的审美范畴。

李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志向和以诗名奉诏的实际经历,契合了士阶层“三不朽”的传统价值追求。其作品中反复申述的功成身退思想实质上也强调了成就功名的前提。尽管事实上“供奉翰林”并未实现其“济世”理想之万一,甚至后人还有“飘然超世”的批评,但李白的天纵才情和应当具有的社会效用却是被知识层深铭于心的。如高适“方寸且无间,衣冠当在斯”(《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许彬“深居应有为,济代岂无才”(《经李翰林庐山屏风叠所居》)等深有憾意的诗句。从此角度来说,李白的才华和经历强化了主流知识层的成就观念。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如李白所云“荀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这样的济世理想的实现和追求功名声望的传统观念的加强;二是在传统官方儒学体系内的个人才干的得以应用,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脱离了帝王所承认的“正统"体系,则虽有济世之心、救世之举亦无益,李白从瞒成为后世所批评、改塑的焦点,也正基于此。同时,李白以被举荐的非主流方式入朝供奉,这其中也蕴含了士人“以才谋位”的深层心理企盼。历代士林对李白的种种评判言论,无不受到这种成就观念的潜在影响。而另一方面,平民层对李白的追慕和传奇化,亦反映出其鲜明而素朴的成就价值观。从上述李白与权贵的抗衡等故事来看,“平步青云”的地位追求是平民层所重点关注的。李白文化所蕴含的成就观念,将传统“大众文化”的权势利禄观念直接简化为了对地位的追求。此地位的得来可以不通过官方选拔,但要被最高权威阶层认可并尊敬。因而在有关李白的故事中,我们看到,“铁杵磨针”的寓意是,如李白般天才亦是勤奋学习而来,并依靠此出众的才情得到了上层的尊重;“骑驴华阴”的寓意是,曾进退于天子驾前的李白,虽已无言位,但其声望的崇高,仍能约束并劝善地方言,从而造福百姓。此种成就观念,将才华、声望与实际的影响力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传统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成就动机增添了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