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7 07:36 标签:

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

 

21世纪以来,随着民族自信力、文化自信力的增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持续升温,李白研究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李白文化"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它不断出现在专家学者的文章中,出现在学术研讨会上,也出现在地方官员的口中。这充分说明李白文化对当代文化的影响以及当代人对李白文化的认同与接受。但“李白文化”这个概念却面临质疑。有相当多的学者以特有的严谨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一概念,认为文化虽然是人创造的,但不可能由某一个个人创造。

其次,按经典的文化理论来说,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单就精神财富层面上来说,又包括知识、道德、信仰、习俗、教育、科学及文艺等。李白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何以能提升到文化层面上来,与文化等量齐观?在“文化”之前冠以具体的人名是否妥当?如若可以这样,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成千上万的各领域的杰出人物,我们是否也可以如法炮制,均以x×文化名之?

“李白文化”这一概念,是不是在当下“文化热”(许多“文化热”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驱动)中炒作起来的又一个“文化泡沫”?等等。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加以有效地解决,“李白文化”这一概念就难以成立,甚至会沦落成为一个伪概念,一切由此生发的言说就都将成为空谈。

由此可见,对李白文化这一概念的阐释是当下李白文化研究中的一项迫切而重要的课题。

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

要解释清楚“李白文化”这一概念却并非易事,因为连“文化”这个概念本身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文化”一直是文化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正如英国马克J-史密斯所说:“文化是一个重要、但又含糊甚至混乱的概念。”但当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动态的、视阀更为广阔的考察时,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认识:

其一,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在不同的阶段,文化的作用、含义和地位是不一样的,是在转化的。因此,文化中有着分期”,有历史阶段。”即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对前一个阶段或时期文化的继承。但这种继承不是以往文化的全部,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并且在继承的同时,又不断增加进新的内容。所以文化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我们一般熟知的,即“经典的"

文化定义大都产生于18世纪(泰勒《原始文化——关于神话、哲学、宗教、艺术和风俗的研究》、《文化的起源》1871年)或19世纪前半叶(克鲁克洪《文化概念:一个重要概念的回顾》1951年、《文化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约1936年)。及至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在第二届世界文化大会上对文化作了一个新定义:“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

这个新定义与“经典的”文化定义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如今,人类文化已经发展到21世纪,文化形态等方面越来越多样化、丰富化、复杂化,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对文化的深入探讨,文化的定义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无比复杂性。理论的概括永远也赶不上实践的发展,况且,对文化的定义还面临着人言人殊的境况,我们也许永远无法(也不必)对文化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所以,与其费力地形而上地去为不断发展着的文化定义,倒不如形而下地去研究一个个鲜活的、充满发展活力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

其二,在今天,当我们将传统文化置于一个新的文化评价体系中予以重新审视时

我们会从中寻找、分析出许多业已存在的文化现象、文化形态,因此也就必须不断提出新的文化名词和文化概念。这既是当代中国文化事业丰富多样、蓬勃兴旺的反映,也是中国文化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的需要。继较早提出如黄帝文化、炎帝文化、大禹文化、孔子文化、老子文化及李白文化(仅列出以人名为文化概念的例子)等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又在近几年陆续提出舜文化、阿诗玛文化、关羽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昭君文化等概念(虽然有的文化概念尚缺乏论证)。至于现在出现的文化帽子满天飞(民谚:“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现象,我们也不必着急上火。因为与其把它们看成是文化的泛化(杰姆逊等西方文化研究学者认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就属于文化的泛化),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文化现象的丰富多样(当然,我们必须警惕并批判那些因欲念驱动,学术与利益合谋而胡乱制造的伪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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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文化产生很早,提出这一概念却很晚。

“李白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何人、何时提出目前尚无考证,但学者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对李白的作品、精神、影响的探索工作却有相当历史。许多大师先贤如陈寅恪、郭沫若等在研究李白时早已用上了文化考察、分析的方法,探讨李白与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宗教文化、区域文化、异域文化等)关系的学术成果也十分丰硕。1989年,朱易安发表了题为《李白的价值重估—兼论李白的文化意义》的文章,大约是最早明确提出并探讨李白的文化意义的文章。1993年,周勋初撰文考察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1994年,王定璋撰文讨论李白艺术风格的文化渊源。1995年,许总撰文剖析李白的文化性格。1998年,何念龙提出了“李白文化现象”的概念,继而又在2001年10月的“纪念李白诞生1300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安徽马鞍山)上提交了题为《“李白文化现象”论纲》的会议论文,对“李白文化现象”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1999年,赵昌平撰文分析李白性格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同年,康震著文讨论李白文化人格。2001年9月,为纪念李白诞辰1300周年,以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光明日报社为主办单位,江油市人民政府、四川省李白研究学会为承办方,在四川江油召开了“中国李白文化研讨会”。会上,专家学者们对“李白文化”这一概念进行了专题讨论,并有学者提交了专题论文。2004年,王世伦先生提出李白是多元文化的载体的观点。2006年,黄石林在《“李白学”构架轮廓刍论》一文中也讨论了“李白文化”的概念问题。2006年4月,四川省教育厅批准设立于绵阳师范学院的李白文化研究中心为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10月,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12次年会暨“李白与当代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蒋志、何念龙分别提交了题为《略论李白文化的现代价值》、《“李白文化”臆说》的会议论文,学者们对李白文化和李白文化现象的提法展开了争论,并进而就什么是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文化的层次和分类、李白诗歌及文化的现代传播、李白文化传播与网络、电视等现代化手段的运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等等。由此可见,“李白文化”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酝酿、产生及辩难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李白文化并不是指李白个人创立的文化,正如黄帝文化、孔子文化、老子文化、昭君文化、关羽文化、成吉思汗文化及阿诗玛文化等不是指黄帝、孔子、老子等一人创立一样。这是因为个体不可能孤立地创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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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化及其文化环境是先于个人而存在的。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说:“从未有人以原始的眼光看过这个世界。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正是由一套明确的风俗、制度和思维方式改造过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出生,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他生活于斯、成长于斯、学习于斯的过程,也是他不断地被这个文化环境加工的过程,即如本尼迪克所说:“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特定文化的产品,他的所有习得,均来自于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所具有的特质会深深植根于它的心灵深处,这个过程被文化研究者称为“文化化”。“通过文化化,个体对外界形成一整套特定的反应模式,如言语、观念、知识、礼节、生活方式等。”这也是许多学者所谈到的李白与文化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李白被不同文化“文化化”的方面。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李白是否出生于四川尚存不同意见,但对李白二十五岁前生活在四川的认识是统一的。那么,唐时蜀文化的环境就是青少年时期李白被“文化化”的早期场所(有学者考证出李白是西域胡人、李白出蜀之前生活的地方是蛮族杂居之区等。这属于另文讨论的问题。当然,唐时的蜀文化本身就已是一种多元文化)。李白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场所里逐渐形成了他对外界的一整套特定的反应模式,即他的基本文化人格。这种人生早期形成的基本文化人格最难被改变,对李白今后一生的行为模式、价值判断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文化不可能由一人创立还在于文化的群体性,即文化只能在人类的群体接受与传播活动中才能体现意义,这也是文化的一大特征。

一个人的言行、产品(物质和精神的),哪怕是极伟大的产品,如果只在极小空间(如师徒间、家人间的传授)或极短时间(如《墨子鲁问》中所载鲁班发明的木鹊、《列子·汤问》中所载偃师发明的机器人、墨子发明的木鸢、秦始皇所焚之书、华佗的麻沸散等)内传播,它们的文化意义也无法彰显出来。“社会上任何一种只属于单独个体所具有的行为项目,都不应该被视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不过,这种单独个体的特殊性在后来可能会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设如孔子的言行只在他的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之间流播而不被记录并流传这里不讨论后来主流意识对《论语》的价值提升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绝对是另一番模样。《庄子·逍遥游》中的一个寓言也以很有趣味性的方式说明了这个问题:“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洋避洗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日:我世世为洋癖洗,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需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洋癖洗,则所用之异也。”虽然庄子是借用这个寓言来说明怎样利用手中的资源获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但我们如果用文化的眼光来分析,实际上就是个体创造如何发展为文化的问题。这个寓言也正可以为拉尔夫林顿下面一段叙述做经典的例证:“事实上,所有的文化发明,都起源于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因此例如编制篮子的新技术,如果只限于一个人知道,那么就不可能被归为文化的一部分,直到它被其他个人所分有(注:拉尔夫·林顿认为:分有’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特定模式的行为,某种态度或者知识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成员认定为是普遍的,他并不包含合作活动或共同占有的意义),那么这种新的技术就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不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只有在为群体所接受、所掌握,并通过群体的传播与继承,对群体产生影响,甚至改变他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及其命运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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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的“化”字最为精准地揭示了文化的这一特征。

然而,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仅是人与文化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人作为他所处文化环境中的一个小小被动接受体被文化化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个体在文化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简单接受体,个体一旦形成自我意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反作用于(不论积极的或消极的)文化的发展。这种反作用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对文化的主动选择(顺应与冲突)、评价(认同与批判)、影响和改造等。

其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个体,那些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力的君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影响甚至改变文化的发展方向。

正如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所指出的那样:“少数几个人,竞能对那么多的不同领域同时发生影响。政治、经济、外交、陆海军事、教育、住宅、公共工程、救济事业方面,还有宗教、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科学方面的主要决定,都是由少数几个国家领袖作出的,而且常常是由一个人作出的。他的判断和嗜好,就成为国家的绝对法律。”

这虽然是悉尼·胡克针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独裁统治而言的,但对于我们这些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事实。

其二,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都是通过自己在本领域或多领域的伟大贡献(精神或物质的)来对群体、文化产生影响的。

上述两种个体对群体、文化产生影响的情况,其在影响方式和影响强度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中,个体对群体、文化的影响力是强制的、强大的和即时性的。但随着个体对国家机器实际控制力的消失(如个体的死亡、下台等),他对群体、文化的影响力也常常转瞬即逝(特别是他对文化的作用是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这种情况我们不多加讨论,我们重点来讨论第二种情况,并且只限于对精神产品的讨论。

各领域的杰出人物创造的精神产品对群体、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历时的而不是即时或共时的,即这种影响是渐次产生并逐渐增强的,有的产品的影响力甚至还渐次超出本领域。这种影响不具有强制性,影响的时间和空间也没有边界,其影响也不会因创造个体的消亡而消逝。然而,个体(中国传统文化又特别忽视个体)的精神创造要想影响群体、文化并进而发展为文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例如,唐代文学史上有许多诗人的作品对后世都产生过影响,但除极少数最优秀的诗人外,其他诗人对后世的影响(而且主要是在本领域)可谓行之不远,影响甚微。就是当时最为特出的“李杜”李白与杜甫,他们二人对后世影响的力度、广度及时间上也不一样。杜甫的影响至今仍主要是在文学领域,而李白的影响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超越了文学而达于其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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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作为一个诗人,他与他创作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何以能超越文学领域而产生文化意义?

这是因为,

第一,文学文本就是文化文本。

我们只要稍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是“经典的"文化概念还是今天甚嚣尘上的文化研究中所产生的文化概念,文学都包括在内。这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只要承认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任何文化研究者都不可能把文学置于文化之外。并且,文学常常最能反映某种文化的精粹。正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精华,故又被称为“纯文化”。无论是有着漫长发展历史的传统文学艺术,还是当代文化中与文学有着紧密关系的影视艺术、动漫艺术等,都是人类在生活与生产的过程中对文化的一种最深刻的体验与解释。因此,美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葛林伯雷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一书中提出了文学作品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文本”的观点。王一川在《文学概论》一书中将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和发挥:“把文学文本视为一种具体文化形态,就可以获得文学文本的文化类型。文学文本的文化类型是指文学文本的具体文化形态,主要包括主导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大众文化文本和民间文化文本。”其中,“高雅文化文本是指体现知识分子的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的文学文本。这种文本往往从知识分子或文人的个体立场和视角出发,去从事独特的预言形式变革,以便在这种新形式中传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性沉思、社会问题的批判性观察,从而具有显著的语言形式创新、社会关怀和个性化特点”。他将李白的作品归于高雅文化文本:“高雅文化文本是指明显或直接地显露高雅文化题旨的文本,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李贺…….的主要文本。"

第二,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人格。

如果说,王一川将文学文本理解为文化文本,其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考察作者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上的话,我们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文本考察,关注的则是文本所展示出的作者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人格。从这一点来说,李白和杜甫、王维、李商隐、李贺等人的作品虽然都同属于文化文本,但他们在作品中展示出来的个人精神气质和文化人格却迥然不同,李白及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特异性是无人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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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与李白有过交往的时人的眼中,李白不仅是“诗无敌”(杜甫《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人,更是“肮脏乃天资”(高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飘然思不群”(杜甫《春日忆李白》)、“双目光照人”(崔宗之《赠李十二白》)、“一斗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的“谪仙”、“诗仙”、“酒仙”。这在有着品藻人物传统的文人雅士看来,李白是有相当人格魅力的。薛天纬说:“广义地说,每一位有成就的诗人都有其艺术家的个性,都具有某种‘空前绝后’性,但我们不这样称许其他诗人,而独以之称许李白,是因为李白独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于他的诗歌中,而且体现于他的性格、行事与经历中,甚至体现于他的传说中(比如杜甫就与李白不同,他的精神基本上是由其诗歌体现出来)。这种精神极为特异,甚至具有传奇色彩,不可效仿,不可重复,不曾也不可能在他人身上再现。”

何念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李白文化现象”阐释》一文中总结出了李白所具有的四大奇异性:一是身世经历和行为方式的独特性,二是生存形态思想面貌的多样性,三是情感的丰富性、极致性和执著性,四是风采气质和天赋才华的惊人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像李白这样一人身上集中着如此之多的奇异性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也许曾有过,但因不具备适合的客观条件,而被历史湮灭了)。正因为李白的特异性,加之时人(其中不乏政坛、诗坛的重量级人物如贺知章、杜甫等)对其奇异性的宽容(当然也有不宽容者,杜甫《不见》:“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甚至接受、激赏、品题,再加之李白本人的广泛游历和不遗余力地自我宣传(这也反映了李白的独特个性),故“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如果说,李白在唐代的影响,主要还是在精英文化层面的话,那么,至少到了五代(甚至是中晚唐时期),李白影响就开始向下渗透至民间文化之中(当然我们不可能决然划出渗透时间的上限,因为这既不符合文化发生、发展的渐变性规律,又由于史料的缺乏,故只能约略说之而逐渐形成李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白非物质文化。

何念龙将李白的特异性(主观原因)与盛唐的时代精神、中国社会的特殊文化心理(客观原因)一道概括为“李白文化现象”的生成机制是很有见地的。

由此可见,只有李白的作品,加之李白其人绝无仅有的超于常人的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人格,才有可能为群体所接受、所传播,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为群体所建构,进而对群体、文化产生久远影响,直至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以上我们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李白文化”这一概念的生成

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

我们来简略回顾一下专家学者提出的“李白文化”的概念及其内涵。

蒋志先生认为,作为历史人物的李白,他的生平、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他创作的诗歌,是李白文化的原生体。人们在崇敬李白、接受李白、传播李白、研究李白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李白生平事迹及其诗歌进行研究的各种著作;产生了宣传李白及其诗歌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还形成了崇敬李白的民俗文化,这些可总称为李白文化。按文化结构来说,李白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物质文化。指在李白的遗迹游踪所及之地的纪念李白的祠堂、庙宇、雕塑及其传说、戏剧等。(二)行为文化。民众为表达对李白的崇敬之情,每年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祀李白的典礼和热闹的庙会。(三)精神文化。概括起来应有以下几点:1.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深情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国家统一富强,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一,国泰民安,并为‘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而积极进取,奋斗终生。2.以人为本,关心民众疾苦,任侠好义,扶危济困的人本主义精神。3.刚正不阿,敢于蔑视权贵,笑傲王侯,同腐败黑暗势力抗争。4.热爱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5.热爱大自然,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6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善于博采众长,创作独具特色的作品。

何念龙(何先生不认同“李白文化”的提法,认为只存在“李白文化现象”)先生认为,“李白文化现象”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李白其人。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这是一个既与时代社会有着一定的“黏合性”(或日“从俗性”),又有着极大的“疏离性”(或日“异俗性”)的特别人物。

第二,李白其诗(包括其文)别具特色,惊天地泣鬼神,它们“奇之又奇”、震古烁今。这两方面是人们(特别是后人)认识李白的最直接的依据,也是生发“李白文化现象”的原点。

第三,巨大影响。李白其人其诗在当时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和巨大震撼,以及从盛唐直至今天所发生的持久影响,是与之同时代的诗人无法比拟的,千百年来,人们仍然在对李白其人其事进行不断地解读、传播、演绎、再塑。这种影响更多地见之于历代遗留的文献、文本资料,其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这也是“李白文化现象”中最闪光、最待深入研究的部分。

第四,“李白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李白文化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决不限于李白其人其诗本身,而是展示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至少是两个层面的价值观、审美观,其共同点就是具有自由精神的士子文人和普通民众对权势的批判和对自由境界的追求。

 

李白文化现象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独特性。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不可代替、不可复制,是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是雅俗共赏性。它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既有文人意兴,又有市民情趣,而传奇性寓于这种雅俗共赏之中。

三是积淀性。它经历千年广泛而持久地流传,其价值祈向和美学取向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从而化为一种文学原典精神。

丁稚鸿、敬永谅先生认为,所谓“李白文化”,是由李白的出生、李白的社会经历、李白的人格气质、李白的全部创作成果所表现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及其对后世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等所构成的文化体系。从哲学的角度讲,它是由李白及其相关事物引发的一种特殊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

简论“李白文化”的概念生成

“李白精神”则可以概括为“爱国、励志、审美、创新”等四个方面。

梁吉充、吴丹雨先生对“李白文化”的定义是:“我们所说的李白文化,是世界名人、一代天才诗人李白的诗篇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人们欣赏研究其诗歌艺术并突破这一范围,旁及诗人的思想、生平、经历、行踪、遗迹以及崇道、纵乐、饮酒、游仙、击剑、任侠等生活习尚诸多方面而逐渐形成起来的、有着丰富内涵且自成体系的文化现象。…….什么是李白文化的精神内核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我们将其表述为:李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优秀文化。”

最后再简单讨论一下“李白文化”与“李白文化现象”的提法问题。何念龙一直不认同“李白文化”的提法,而认为只能提“李白文化现象”。其实这只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的问题,即现象和本质的问题。蒋志已有专文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辨析,何先生也在自己一系列研究李白的文章(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李白文化现象”阐释》一文)中对“李白文化”的概念、内涵等方面有着十分详尽、精辟的分析,但仍坚称“李白文化”只有“现象”,这确实让人十分费解。

在自然界、人类文化中,存在着千千万万的现象,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现象”称之。同时,现象作为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仅包括真象,也包括假象、虚象、幻象,于是我们对现象的把握就有可能是虚假、不真实的,这也容易造成我们对事物理解、认识上的偏差。任何现象背后都有其本质的东西存在,否则这些现象(哪怕是假象、虚象、幻象)就不可能存在。杰姆逊说:“马克思说过,如果现象与本质是相吻合、相一致的,那么我们便不需要什么科学,也不需要分析,我们可以直接发现真理。很显然,如果现象具有神秘化的作用,是一种幻觉,那么现象后面的本质或规律便应该与现象不一致了,因此分析便是使现象非神秘化,力图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文化现象是文化本质的表现形式,它反映了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外在状态及联系。我们通过分析、解释文化现象,就可以揭示文化的本质构成,并理解文化本质的意义。如果我们不通过现象去发现本质,我们就无法确认这种现象是真象、假象还是幻象,我们的研究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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