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性人格形成原因初探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20 08:06 标签:

李白诗性人格形成原因初探

 

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一生创作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表现出豪迈而奔放的气势,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大胆而雄奇的夸张,形象雄伟,气势磅礴,被人们称之为一代“诗仙”。在他对现实价值和现实自我的追求中,始终没有放弃诗性人生和诗性自我追求。一方面表现出一个普通人对现实价值的追求和选择,另一方面,在他思想和灵魂深处,更表现出对于现实价值的超越和抉择,在自由与约束、平凡与超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抉择中,完成了他充满诗意的人生。他自然真淳、返璞归真的性情,独立自由、坦荡傲岸的个性,求真向善、关怀人生的赤诚,热爱生命、崇尚自然的情怀,追求超越、诗意栖居的理想,这些诗性品质使他内化成一个超越现实自我的诗性自我,可以这样说,正是他身上所秉持的诗性人格成就了一代“诗仙”——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是李白诗歌产生巨大魅力的原因所在。

何谓人格?人格是指一个人的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或基本精神面貌,它是由人的各种需要所决定的。具体地说:“一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二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包括外在的气质、风度、行为和内在的精神境界和伦理观念。在人的各种需要中,像爱、尊重、认知、审美等高层次的需要,规定着人的本质,决定着一个人的人格。

诗性人格是指诗性精神与诗性品质的人格化,体现为一个人超越现实的高度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瑞士学者荣格说:“人格是个体生命天赋特质的最高实现。人格的实现取决于直面人生的具有高度勇气的行动,是对于所有那些构成个体生命要素的全面肯定……以及伴随着进行自我选择的最大限度的自由。”李白超越现实的人格品质,是他诗性人格的体现,他对于“绝对自由”的追求,体现了对个体生命要素的全面肯定。

李白的诗性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肯定人的个体性的同时,多次强调,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个体是社会的存在物”。我们在考察李白的诗性人格的时候,不能把他从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变成超越现实、超越历史的抽象物,而应当从当时的社会和社会关系中来理解李白的个体存在和他的诗性人格的形成。任何作家、诗人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生活在社会和社会关系之外,他们对生活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审美判断、审美评价以及他们的表现技巧、手法、风格等,都要受到社会意识、时代精神、民族特性、公共心理、阶级意识等因素的影响,李白也不例外。

李白诗性人格形成原因初探

第一,李白一生几乎与盛唐相始终,他的诗性人格的形成与盛唐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盛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思想宽松活跃,统治阶级的提倡与重视,文学自身的发展演进,特别是当时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学风、文风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唐初,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已对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丽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趋势的加快,南北学风、文风也逐渐融合,南朝文学华艳淫靡,轻浮纤巧与北方刚健、粗犷、沉厚、朴实的文风结合,为一种既优美又刚健的新文风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与准备。“若能援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经过唐代诗人的探索和实践,两种文风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诗歌最成熟的典范。

由于李白处在盛唐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潮之中,盛唐文化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在李白心理上和气质上都给予深刻的影响,盛唐文化的乳汁已经内化为李白的血脉和骨肉,深入到了他的灵魂与精神。他的性格、气质、能力、品质等人格的元素无不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与浸染,盛唐文化激发了李白超凡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同时,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养了李白乐观向上、进取自信的精神,并促使了李白自我意识的觉悟和人格的独立,以及超越现实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为此,李白诗歌表现出“以气夺人”的豪迈和飘逸,充分显示出盛唐文化特点一—充沛与浩大,因而,他在盛唐文化的熏染滋养下,成为这种新诗歌的最杰出的代表,终于成长为一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诗仙,与盛唐文化一起登上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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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与其漫游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李白的漫游的经历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青少年时期在蜀中漫游的经历,曾登峨眉、戴天山、青城诸名山,“十五游神仙”(《感兴》其五)就是他当年生活的写照。第二阶段是他漫游求仕的经历,开元十四年(726),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开始了他人生漫游求仕的旅程。经过三年的游历,于开元十六年(728)与唐高宗时宰相许圈师的孙女结婚,定居湖北安陆,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送从侄篇游庐山出序》)的生活。他以此为中心,北游洛阳、太原,东游齐鲁,南游安徽、浙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第三个阶段是他漫游与放浪豪岩生活的经历。

天宝元年(742),李白被唐玄宗征召入京,供体翰林,由于政治仕途的失意,天宝三载,他愤然离开长安,开始了他十载的人生漫游与放浪豪宕生活。其夫人去世后,续娶宗氏于梁园,因此,他以梁园、东鲁为中心,北游燕赵,南游广陵,往来于宣城、金陵等地。漫游的生活经历,使李白饱览名川大山,广交朋友,开阔了眼界和胸襟器识,培养了他热爱山水自然的思想和酷爱自由、浪漫不羁的性格特征,在湖北安陆定居的十年,深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而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荆楚文化,《楚辞》、《老子》、《庄子》构成荆楚文化的特点。临其地,习其文,那种崇尚自然,耽于幻想,充满浪漫情调的荆楚文化给年轻的李白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败与失意,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价值的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可以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的亲近感,充分培养了李白超越现实的自由意识和诗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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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与他所受特殊的教育和理想受挫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李白出生于商人之家,父亲是西域商人,家境富庶,带有浓厚的流徙色彩,“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书”,(《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二首》其二),由此可知,李白的家庭在思想上比较通脱和宽松,他从小不仅受到正统儒学的教育与影响,同时,还受到诸子百家和儒学之外等书籍的影响,这种教育,使他思想自由不受束缚,容易接纳各种思想和观点,无所不包,胸襟博大,眼界开阔,魄力雄伟。

同时,李白青年时期开始学习纵横之术《长短经》,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一方面,儒家以道自任的思想,培养了李白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胸怀和弘毅精神;另一方面,李白深受《长短经》中审时度势和礼贤下士的思想影响,他相信自己具有政治家的谋略,身怀纵横之策,而唐玄宗前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思想宽松活跃,社会整体上高扬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奋进的激情,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更加促进了李白积极入世、重视世俗功名的思想意识,他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处世哲学,常常以管仲、诸葛亮等人自调,希望自己能够与他们一样辅佐君王,“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为安定天下作出贡献,其诗曰:“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赠何七判官昌浩》);“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鹏江韦太守良宰》);“壮怀存远略,志存解世纷”(《送张秀才从军》)等就是佐证。

他还常并用大鹏、天马、雄剑等意象自喻,借以表达自己的博大胸襟和远大抱负:“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天马来出月支窟……神行电迈摄恍惚。”(《天马歌》)“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表现出渴望建立惊世骇俗的功业。开元十八年(730)左右,李白曾一度抵长安,寻求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然而,他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将进酒》),天宝元年(742),李白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被召入京,供俸翰林,以为可以实现他的政治宏愿,然而,唐玄宗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粉饰“太平盛世”的文学侍从,并无实际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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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浪漫不羁的秉性和“榆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埋青琐贤”(《玉壶吟》)的傲岸态度又招到了权贵与小人的嫉妒和谗毁,皇帝对他也逐渐疏远,李白感到政治理想的破灭,天宝三载,“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舍人雄》),他愤然离开了长安,继续他那无定的漂泊人生。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渴望施展才干的李白出于一片爱国热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永王李磷以抗敌平乱为号请为幕府。然而,事与愿违,他也因而获罪下狱。直到上元二年(761),六十一岁的李白,还请求跟从李光弼讨伐安史余孽,但行至途中,因病折回,叹曰:“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于次年病死于当涂,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纵观李白的求仕之途,在漫漫而充满坎坷的一生中,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政治环境的险恶与封建帝王的昏聘,权贵的打压排挤与小人的谗言毁谤,使他的政治梦想一次次破灭,而他那傲岸与不羁、独立与坦荡、浪漫与自由、率性与超越的个性与品质,因带有个人英雄主义和人文主义色彩,因此,使得他的政治理想就更具悲剧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悲剧所反映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这样的悲剧冲突中,使李白在现实的失意中更加寄托于诗意的栖居,让自己的精神飞升一个自由驰骋的诗意世界,让自己的生命在艺术里得到了延伸,并使致命的痛苦得以缓解和释放,他说:“每思欲遐登蓬菜,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正是这种心绪的表露,他借助诗歌表达理想和抱负,抒发至性真情,把自己对现实与理想、存在与自由、平凡与超越的冲突与抉择以“诗性智慧”的方式作了的阐释与表达,并善于在诗歌中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因此,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与他所受特殊的教育和理想受挫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李白的诗歌是他艺术人格的诗性显现,诗人通过审美超越的方式自觉地建构了完整的诗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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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与他的神仙道教信仰有关。

李白于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后,又开始了他十载的人生漫游,在这期间,他在山东济南道教的紫极宫接受了高天师所授的道籍。一方面,他想通过求仙学道来寻求精神的寄托,借以脾睨尘俗、傲视人间帝王;另一方面,在李白的道教信仰的动机中,有着向往自由的很大成分,李白企求神仙总是与漫游名川大山的无拘无束的生活视为一体,游名山与求仙学道不可分割:

“余尝学道穷冥签,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展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偷然远与世事间,装弯驾鹤又复远。何必长从七贵游,劳生徒聚万金产。”(《下途归石门旧居》)

这首诗把追慕神仙与桃花源的理想境界联系起来,其实质也是一种对于自由的向往。他说:“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处则平交王候,适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顺物自然,故不凝滞于物,我既不受物之约束,则视世间与视世外,均以自适为主,平交王候俯视巢许,有一种无视一切的心态,就是不凝滞于物之心态的表现。企求神仙与返归自然,其深藏的正是这种自适的愿望。在李白看来,神仙则自由,自由则神仙,神仙则长寿,长寿则神仙,神仙隐名山,名山有神仙。

因此,李白把求仙与自由,长寿与求仙,求仙与名山连在一起。“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六首》之四),“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金骨既不毁,玉颜长自春”(《感遇》)。在李白求长生的动机里,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他服食、炼丹,企图对现实生命的超越,而入于不死的境地,他心中的神仙、长寿、名山情结,其根本是他自由的思想和意识,是他返归自然,追求自适的愿望,而在他返归自然,追求自适的灵魂深处,则是道家的泯一物我,超越生死而入于永恒,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根基,正是李白自由性格的生发点,并促使了他超越现实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通向神仙自由飘逸的境界,李白诗歌也因此获得了一种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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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与其英雄意识及任侠的豪气有关。

李白生活在一个崇拜英雄和呼唤英雄的特殊时代。李白一生几乎与盛唐相始终,盛唐治世,国势强盛,激发了士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也鼓舞了士人不甘平庸、渴望建功立业的激情,形成了一种崇拜英雄的社会心理和英雄意识,表现为对英雄气概、英雄主义精神的歌颂与赞扬。治世崇拜英雄,乱世呼唤英雄。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社会生产遭到破坏,生灵涂炭,唐王朝受到沉重的打击,社会动荡不安,因此,此时的英雄意识由对英雄的崇拜转变为对英雄的呼唤,表现为对国难民生的强烈关心和为国靖难的雄心。李白诗歌中大量表现和描写历史英雄,其中隐寓着诗人英雄心态和鲜明的英雄崇拜意识。

首先,李白对英雄的功业表现出无限钦敬。吕尚、张良、谢安等历史英雄人都是他钦佩的对象,例如,“我来妃桥上,怀古钦英风”(《经下邳纪桥怀张子房》),“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次,李白对英雄人物的才具与人格怀有无限的崇仰。他不仅对管仲、诸葛亮、范蠡、张良等的人格与才具十分崇仰,而且,李白对战国时期的游士鲁仲连“倾慕到了崇拜的程度”①,《古风》其十云:“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对他的人格怀有无限的倾倒与崇仰,并对他洒脱的个性特别推崇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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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李白对英雄人物机运的羡慕。李白诗中的历史英雄人物往往出身低微,生计不济,命运多舛,状况凄惨,但一旦机会到来,犹如鱼跳龙门,出将入相,大济天下。“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梁甫吟》)。李白把英雄人物命运的转机称为“虎变”,对他们因为“虎变”而一振天下无限羡慕;同时,李白以英雄“同调”自居:“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长才犹可倚,不渐世上雄”(《还山留别金门知己》)也反映出李白非凡的抱负和英雄情结。另一方面,李白身上任侠扬侠现象,也反映了他的英雄意识。他在《与韩荆州书》中说:“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厉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以气义。”李白性格中充满了豪侠之气,他曾为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可见他为人处世的侠士作风。

李白诗中描写的侠客,不仅重然诺、守信用,具有杀身取义,怀恩必报的英雄品质,也具有重事功的经世致用精神。“三杯吐然喏,五岳倒为轻”(《侠客行》),“感君恩重许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同时,李白诗中还常常表现出抑儒扬侠的倾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诗人崇尚的是靖边卫国、麟阁标名的英雄,蔑视的是白发穷经的儒生,其英雄意识可见一斑。

一方面,李白身上的英雄豪气和仗剑行侠以“济苍生”的抱负,体现了他昂扬的主宰意识和英雄意识,表现了他蔑视权贵,押击黑暗,扶弱济困、伸张正义的公平意识和人道情怀,形成了他敢于担当的道德人格和积极向善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李白身上的英雄豪气、行侠仗义的侠士作风,养成了他坦荡傲岸、傲兀不屈和豪纵旷放的性格;而他的英雄豪气和仗剑行侠的义举转化为功成身退、意轻千金的人生抉择与价值取向,铸就了李白独立的人格和泛舟五湖的飘逸与洒脱,并内化为他随性狂放、追求超越和绝对自由的诗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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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与他的宇宙境界有关。

李白的宇宙境界是以其宇宙意识为基础的,这与他对于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认识密切相关。《尸子》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①,即整个空间为宇,整个时间为宙,宇宙就是整个时空及一切。李白的《日出入行》表现出他的宇宙意识:

日出东方限,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泪没于荒淫之波?鲁阳何德,驻景挥戈。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漆同科。

此诗虽写的是日,但通过李白对日的看法表现出他对宇宙的认识。在李白看来,宇宙元气的运行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谁也不能强加于它的,人和宇宙之不同,就在于人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必有所待。李白欲囊括大块,与溟漆同科,溟漆即漆溪,也就是宇宙,因此,要想获得自由或永恒,即与宇宙合一,浩浩然得到空间与时间的无限。此诗虽然有求长生之意,但其深层含有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和认识,而这正是李白宇宙境界的基础,因此,李白诗歌表现出一股与云天比高、与历史等量的气概,充分显示了李白的宇宙境界。中唐张碧说:“及览太白辞,天与俱高,青且无际,馄触巨海,澜涛怒翻……”晚唐皮日休说:“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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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境界高大雄伟,超出人世,引导人们进入一个宏大的想象世界,比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月出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而这一境界的形成,既与大气磅礴的盛唐文化有关,也与李白神仙道教信仰、英雄意识及任侠的豪气有关。正是李白的宇宙境界,使他站在一个与宇宙等量的高度和范围看待自然、社会与人生,他在诗中常常运用宏伟的自然意象和大容量的语言符号,以及吸收纵横家、道家和方士的气质与言辞,表现出率性自然、豪放粗犷、奇特夸张、大胆想象诗性品质与个性,因此,李白诗歌充溢着一股奇特、飘逸、豪壮的气概,并由此铸就了他超越于现实执著于理想的诗性人格。

叶嘉莹在《迦陵论诗丛稿》中说:“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所思、所感必有常人所不能尽得者,而诗人的理想又极高远,一方面既对彼高远之理想境界怀有热切追求之渴望,一方面又对此丑陋罪恶而且无常之现实怀有空虚不满之悲哀,而此渴望与悲哀更不复为一般常人所理解,所以真正的诗人,都有一种极深的寂寞感。”我们从李白大气磅礴的诗歌中,仍然可以体会到他心灵深处的寂寞和悲哀,我们只有理解了李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才能真正走进李白,走进李白的诗歌和心灵世界,由此,也才能寻找到李白诗性人格的形成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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