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对成都的三重地理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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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对成都的三重地理构想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下制:为尊崇玄宗巡幸之所,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原西京改为中京。在这次改制中,蜀郡被升为南京。此后,李白写下《上皇西巡南京歌》(以下简称《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写作此诗时李白既不在长安,也不在成都,却密切地关注着玄宗西巡与成都升京等事态的发展。这种身体缺席与心灵在场的特殊视角使他对成都的书写,表现出奇特的地理构想,值得我们深入剖析。

一、蜀地经验与长安记忆:京都眼光审视下的成都

李白生长于蜀地,出川前数次出游成都,对其间风物至为熟悉。出川后,李白曾经两至长安②。尤其是第二次入京,受到玄宗召见,出入长安最为显贵的地方。正如城市地理学家凯文·林奇指出:“每一个人都会与自己生活的城市的某一部分联系密切,对城市的印象必然沉浸在记忆中,意味深长。”③玄宗幸蜀、成都升京这一系列的历史机缘,触发了正流落越中的诗人对故乡成都的怀想。在这样的怀想中,他每每用长安的城市要素来检查成都的城市特征,从而流露出他的“京都眼光”。

(一)万户千门:建章宫(大明宫)与成都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一末句有“石为楼阁九天开”@,其二首句有“九天开出一成都”⑤,显系以蝉联手法道出成都形胜,实乃天造地设。其二续有“万户千门人画图”一句,注家往往不加注意。如果我们联系《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一“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提及的建章台,就可以知道,这里的“万户千门”其实渊源有自。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

(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

显然,李白的“万户千门”暗承建章宫“千门万户”而来。我们再联想到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②和骆宾王《上吏部侍郎帝京篇》中的“三条九陌凤城限,万户千门平旦开”③,就可以觉察到李白这里的成都描摹其实沿袭了唐代的京都书写传统。

令人疑惑的是,成都根本没有一座宫殿堪与建章宫相比,李白怎么可能把建章宫的规制移评于成都呢?我们知道,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受诏第二次入京④,玄宗曾经于大明宫中的金銮殿召见之,命待诏翰林。李白对大明宫的格局应至为熟悉⑤。所以,这里的建章宫或许代指唐代的大明宫。那么,成都的“万户千门”其实就是他的“梦回长安”。诗人将大明宫的观感,移置审视蜀郡成都,无非用大明宫(或建章宫)的“千门万户”,赋予成都以帝都气象,以与升制南京之盛事相应。

(二)温泉侍君:旧宫(新丰)与新都(华阳)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三有“华阳树似新丰,行入新都若旧宫”①一联②。此处我们需要对新丰这个地名给予足够的关注。据王琦注引《西京杂记》可知新丰原得名于汉高祖的孝举⑧。萧士赞提出:“肃宗即位于灵武,尊明皇为太上皇,故用此事也。”@唐汝询《唐诗解》、吴昌祺《删定唐诗解》不同意萧说,都指出其“如旧之意”,惜乎所言不明。那么李白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到新丰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新丰会给李白留下什么印象,就会明白诗人此处的用心。据《旧唐书·玄宗本纪》所载,从先天二年(713)一直到安史之乱发生的天宝十四年(755),玄宗基本上每年都要去一次甚至多次新丰,因为新丰有玄宗喜爱的温泉。

而对于李白,两年翰林院随侍生活,伴驾新丰温泉宫可谓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阶段。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真实地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态与感受: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缓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对于随侍温泉宫,“幸陪弯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平步青云,得意之情,颇溢于言表。后又有《温泉侍从归逢故人》:

汉帝长杨苑,夸胡羽猎归。子云叨侍从,献赋有光辉。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

逢君奏明主,他日共翻飞。皇恩浩荡,夸耀之欲,亦按捺不住。

值得提醒的是,据《雍录》所载:“华清宫者,本太宗温泉宫也,天宝六载,始名华清。”可知新丰温泉宫在天宝六年(747)被改名为华清宫。李白在诗中只提新丰,而不提“华清”,也许与新丰温泉宫改名时,他已经离开长安有关。于是,新丰留在诗人脑海中的印象仍然是“温泉宫”,而不是后人所熟悉的“华清宫”。而对于玄宗来说,“华清宫时代”才真正开始与贵妃最为笃爱甜蜜的生活①。或许“华清”太容易触发玄宗的隐痛和世人的误解,所以诗人选择了“新丰”这个名称来指代在长安的那一段最值回忆的岁月。

(三)游乐之风:渭水(曲江池)与锦江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五有云“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②,以成都锦江比对长安的曲江池。在这里,我们得从曲江池说起。据唐代康骈《剧谈录》所载:

曲江池,本秦世醴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南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已之节。彩幄翠峙,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节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入则蒸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菜,湛然可爱。好事者赏芳辰,凯清景,联骑携觞,寥宴不绝。

由于中和、上巳节时,玄宗常于此池,“赐宴臣僚”。上行而下效,遂演为京都风气。据《春明退朝录》所载,曲江游乐还有同年进士相会于此的原因:

唐初设以慰下第举人,其后弛废。而进士会同年于此。开元时造紫云楼于江边。至期,上率宫嫔垂帘观焉。命公卿士庶大酣,各携妾妓以往,娼优缩黄,无不毕集。先期设幕江边,是以商贾皆以奇货丽物陈列,豪客园户争以名花布道。进士乘马盛服鲜制,子弟仆从随后,率务华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为探花使,有匿花于家者罚之。开元天宝间,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尽妃废。①

显然,曲江池是君臣同乐,共享太平的空间象征。

而锦江之于成都,有如渭水之于长安。“锦水东流绕锦城”,它不仅滋养着这个城市,也赋予成都以逸游的文化性格。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游蜀江》一条引杜氏《壶中赘录》:“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可见成都旧俗以游赏为乐。又据《十国春》所载:

(乾德五年,967)夏四月,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

可知唐五代时百花潭至万里桥一线,已经是市民游乐的集中场所。《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五所云“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何谢曲江池”,联系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三中有“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一句@,足见此处“万国同风”并非泛言,而实指游乐之风。玄宗巡蜀,李白多以蜀地风物不减秦川之美安慰之。那么此处则表示,锦江游乐完全可替代曲江池。

(四)林苑楼池:上林苑与摩诃池(散花楼)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六有云“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一句①。对于上林苑,《三辅黄图》载之甚详:

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汉书》云:“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衰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汉宫殿疏》云:“方三百四十里。”《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射猎取之。”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异。

由上可知,在汉代,上林苑最为繁盛。其中离宫别馆、奇树异草、珍禽百兽,不可胜数。而所谓“北地虽夸上林苑”更是事出有人,即作为李白同乡的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称乌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③。在司马相如的笔下,“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鄂部潦濡,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规模浩大,罕有其匹。虽王莽修九庙,将其中宫观大量拆毁,但至唐时,其规模应仍然可观。

以上林苑之眼光审视成都,实无禁苑可以当之。但李白独举散花楼比之,其间用意,耐人寻味。据《舆地纪胜》:“散花楼,隋开皇建,乃天女散花之处。”③可知此楼得名于天女散花的传说。又据《山堂肆考》:“散花楼在成都摩诃池上,蜀王秀所建。”可知此楼由隋朝蜀王杨秀所建。李白此处所举散花楼或可兼言摩诃池。据卢求《成都记》载:

摩诃池在张仪子城内,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昆罗。”盖胡僧谓“摩诃”为大,“官昆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耳,因名“摩诃池”。

对于摩诃池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杜甫《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中:“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莫教惊白鹭,为伴宿青溪。”见其珍禽丛出。又畅当《偶宴西蜀摩诃池》诗云:“珍木郁清池,风荷左右披。”②显其林木茂盛。但摩诃池实在无法与上林苑相匹。据《蜀祷机》云:

三年三月,衍还成都,五月宣华苑(乾德元年,以龙跃池为宣华池,即摩诃池也)成,延衮十里,有重光、太清、延昌、会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宫,降真、蓬莱、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穷极奢巧。

经过前蜀王衍的扩治,方才延衰至十里,足见扩治之前,更与“上林苑方三百里”,差之甚远。那么李白何以独举散花楼,以与上林苑相匹呢?

正如凯文·林奇所说:“对环境的清晰意象是个体成长的一个必要基础。”开元八年(720)春,青年李白游成都,作《登锦城散花楼》诗: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当时的李白年方二十,对未来充满着希望。“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成都的明丽风景,让这个青年十分着迷。当时的他登楼远瞻,“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可以说,散花楼的明丽风景伴随着青年李白春天般的梦想。“(环境意象)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像,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物,可以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②至德二年,已经成为待罪之身的李白,散花楼一定在他心目中保留着美好的印象,以致孤楼迥出,可以独当上林。

二、不灭的古蜀国:神话与传说附丽的成都:

人文地理学家普林斯(H.C.Prince)说:“在弄懂景观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人和他的文化。”③蜀地文化异于中原,传说丰富,至其关隘山麓、古道河流、城池土台,亦有历史、神话附丽其间。成都,作为古蜀国的都城④,在李白的眼中,它充满了神话的奇谲和瑰丽。

(一)剑阁峨眉:古蜀国的四域边界

据《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剑南西道·益州》所按,蜀地生民,其始悠远: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

其后有蚕丛、柏灌、鱼凫。到战国时期,蜀地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王国。据《华阳国志》卷三所载:

巴国称王,杜字称帝,号日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这个王国北至汉中,南至峨眉,西至玉垒,一度称霸西南。虽然这个古蜀国在秦惠王时为秦所亡,引人慨叹。但强大的王国始终活在蜀人的心中。

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一有:“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②其十又有:“剑阁重关蜀北门,上皇归马若云屯。”显然,剑阁在李白心中正是蜀国的北大门。从城市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剑阁可谓为入蜀的一个“节点”。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指出:

节点是观察者可以进入的战略性焦点,典型的如道路连接点或某些特征的集中点。……连接点或是交通线的中断处,不容置疑地对城市的观察者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必须在此作出抉择。他们在此会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对连接点附近的元素了解得更加清楚。……位于连接点的元素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自然而然地被假设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

作为“节点”的剑阁,诗人曾在《蜀道难》中进行过描摹,“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⑤夸饰其狰狞险恶。而这里“剑壁门高五千尺,石为楼阁九天开”,更多展现其巍峨奇峻,突显其作为蜀都北部门户的重要位置。

至于蜀都向西,则为玉垒。《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四有:“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②李白在这里进行了地理拼接与空间转换:似乎伴着车驾的西巡,脚下的渭水变成锦江;随着天空旋转,长安变成了玉垒。玉垒自然可以代指成都,但这里的玉垒又绝非仅作为成都的代称。左思《蜀都赋》所说“包玉垒以为宇”,《华阳国志》所说“玉垒、峨眉为城郭”,李白心中的蜀都显然继承了这一边界。

玉垒,原本作为古蜀文明的发源地。据《方舆胜览》卷五十五《茂州·山川》载,“玉垒山,在汶川县东四里。出璧玉。”同卷《永康军·山川》(治灌口镇)更有玉垒山,“在导江县西北二十九里,《汉地理志》云‘渝水所出’。”@此可见蜀地确有玉垒山多处,他们被渐次开发,而又同时存在。或许蜀人原居汶川玉垒,后沿岷江而到导江县定居。当他们又面对大山,仍以原居山名命之。如此假设如果存在,则诸处“玉垒”正好反映蜀人开发踪迹的渐次延伸。

在李白心中,玉垒或许象征着古蜀文化的地理渊源。至于峨眉,在李白诗中,则可谓是蜀都的南大门。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自言:“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又《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中有:“尔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可见峨眉已然成为李白故乡的代称。而《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七有:“四海此中朝圣主,峨眉山上列仙庭。”李白信奉道教,而峨眉山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七洞天,玄宗于成都驻畔,自然可于峨眉山上开庭列仙。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华阳国志》所说“玉垒、峨眉为城郭”,当时成都既为南京,则峨眉当为南郭。在这里,古蜀历史与神话传说仍然是李白地理想象的重要资源。

(二)金牛汉水:古蜀国的对外联系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八有“秦开蜀道置金牛”,展示了古蜀国陆路向北的对外联系。对此故实,较典型的记载见于来敏的《本蜀论》:

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秦灭蜀的历史真相,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我们只能从这个或许对于蜀国充满嘲弄的记载中大体探知古蜀国为对外交通所作出的努力。在李白的诗中,金牛大道后来也正是玄宗巡蜀的通道。“人们正是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其他的环境元素也是沿着道路展开布局,因此与之密切相关的。”而蜀道正是“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之布局渐次展开和视点移易的交通基础。《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八“汉水元通星汉流”,对于此句,一般注家以“黄河之水天上来”解之,自然不错。但对于汉水,还存在着遥通天汉的传说③。不过,此处更重要的还涉及川陕之间的水脉联系。

郦道元《水经注》对汉水有一段评述,或可使我们的思路更为开阔:

川流隐伏,卒难详照,地理潜,变通无方。……虽津流派别,枝渠势悬,原始要终,潜流或一,故俱受汉、漾之名,纳方土之称,是其有汉川、汉阳、广汉、汉寿之号,或因其始,或据其终,纵异名互见,犹为汉、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

那么汉水,也是川陕文化血脉相连的一条水文纽带。诗人或许希望汉水能够作为玄宗西巡成都之行踪的地理见证。

(三)石镜娥眉:古蜀国的标志文物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五有:“石镜更明天上月,后宫亲得照娥眉。”据《华阳国志》载: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

从此以后,石镜成为古蜀国的标志性文物。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指出:“一旦某个物体拥有了一段历史、一个符号或某种意蕴,那它作为标志物的地位也将得到提升。”李白多次将此传说之中的石镜,作为蜀都怀想的标志。在李白的诗中,常将石镜与明月对举。如李白居长安时,其《金门答苏秀才》中就有“月出石镜间,松鸣风琴里”,明月出于石镜,松鸣于风声,几多高古雅致。而此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的“石镜更明天上月”,石镜之明,超过明月,自然意在突显石镜的地位。

《太平寰宇记》所载:“上有一石,厚五寸,径五尺,莹彻,号日石镜。”①似乎是最早关于石镜光可照人之情状的描述。而至《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所云“后宫亲得照娥眉”,则进一步指出其光明可为玄宗宫女之镜。据《天宝逸事》载:

明皇幸南京,多以宫人自随,乃令成都画手,画为十眉以赐之。一曰鸳鸯眉,又名八字眉。二日小山眉,又名远山眉。三日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日月棱眉,七日分梢眉,八曰函烟眉,九日排云眉,又名横烟眉。十曰倒晕眉也。

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至德元年七月,“庚辰(28日)车驾至蜀郡,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而已。”明皇幸蜀时之随驾宫人,其梳妆应作京都式样。但成都画手却画得诸般眉目,玄宗可以赠之宫人。李白作为出身于蜀地的诗人,认为画手可以新画娥眉,而石镜可助宫娥梳妆,其意仍在于蜀地风物可为玄宗驻晔增辉添彩。

三、“自我易位”的想象:玄宗幸蜀时眼中的成都

我们前面提到,玄宗幸蜀,李白当时在越中,并未随驾。但《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中,我们却能感觉到一种“自我易位”的视角,即李白笔下所展现是:想象性地随驾玄宗、西巡成都,详细描述其途经见闻和驻晔感受。

(一)巡蜀行踪与蜀都地位

《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四云:“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其实就有李白想象的玄宗入蜀路线。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由于哥舒翰战败,而后被手下叛将执之投贼,潼关失守。叛军兵锋直指长安,玄宗被迫奔蜀。事实上的巡蜀仓促而狼狈,当时的情景显得异常的凄凉:乙未(13日)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

如此仓皇的奔蜀,慌不择路,甚至食物都不能为继。“丙申(14日),次马嵬驿”,在此又发生了令玄宗“永远的痛”的兵变。

其后行踪如下:

丁西(15日)将发马嵬驿……戊戌(16日),次扶风县。已亥(17日)次扶风郡。……秋七月癸丑朔(1日),壬戌(10日)次益昌县,渡吉栖江。……甲子(12日)次普安郡,……庚午(18日)次巴西郡,太守崔涣奉迎。……(七月)庚辰(28日)车驾至蜀郡,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而已。八月癸未朔(1日)御蜀都府衙。

显然,这是一次极为狼狈的奔蜀。或许李白当时并未随驾,未曾亲历,不能想象实际情况的惨淡。或许诗歌所写,亦不得不有所美饰。不过,从李白的立场来看,他更多地希望蜀地能给玄宗以安全感。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载:

壬寅,上至散关,分扈从将士为六军,使额王激先行诣剑南。寿王瑁等分将六军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崔圆奉表迎车驾,具陈蜀土丰稳,甲兵全盛,上大悦。

可以想见“蜀土丰稔,甲兵全盛”给惊恐未定的玄宗以多么强烈的安全感。而诗人李白用“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表明入蜀即得到压惊与安抚。而“天子一行遗圣迹,锦城长作帝王州”②,则流露出蜀地对玄宗巡蜀、成都升京的荣幸③。李白希望将这样的安全感移植到玄宗的巡幸感受之中去,也“想象性在场”地传达出蜀地与蜀人的荣幸感。

(二)驻畔成都与蜀地风物

从至德元年七月“庚辰(28日)车驾至蜀郡”@到至德二年九月丁卯(23日)“上皇发蜀郡”,驻晔成都,玄宗总共度过了一年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知道,成都气候温润,草木之荣自然盛于三秦。《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有:“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得此间无?”正显露诗人之自豪。其三有:“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其九有“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③,诗中多夸蜀地风物佳盛。其下又说“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意思是成都作为南京之后,其他的地方风物亦将随帝而来,锦上添花。表达的仍然是玄宗驻蜀,万国烟花亦齐聚此都,锦城为之蓬革生辉。

其七“锦水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其间所涉“星桥北挂”,源于李冰治蜀时,穿二江以行舟船,造七桥以应七星的传说。诗人列此,或意寓成都上与天应,完全可以作为帝都。不过,关于玄宗幸蜀,另有一段传说,颇值关注。据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蜀郡有万里桥,玄宗至而喜曰:‘吾常自知,行地万里则归。”唐李溶《松窗杂录》亦及此事,则所言更详:玄宗幸东都,偶因秋霁,与一行师共登天宫寺阁。临眺久之,上遐顾凄然,发叹数四。谓一行曰:“吾甲子得终吾无患乎?”一行进曰:“陛下行幸万里,圣祚无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桥。上举鞭问左右曰:“是桥何名?”节度使崔圆跃马前进,曰“万里桥”。上因追叹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无忧矣。”

我们不能确定李白写作组诗时,僧一行的谶言是否已经传播开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蜀地是李白的故乡,成都对于李白具有地方感,“地方都是安全感和身份认同的源泉”。万里桥即属于七星桥之一,诗人需要借助故乡风物将这种安全感传递给玄宗。

凯文·林奇指出:

一处好的环境意象能够使拥有者在感情上产生十分重要的安全感,能由此在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它是一种与迷失方向之后的恐惧相反的感觉。这意味着,最甜美的感觉是家,不仅熟悉,而且与众不同。

《南京歌》其实也可看成是李白笔下城、春、水、桥相得益彰的锦城春色图。它是属于诗人家乡的风物,他们为欢迎玄宗的到来而分外明媚。在李白的诗中,他们替代着诗人,达成与玄宗的交流,从而让玄宗在蜀地重新获得安全感。

(三)水路形胜与蜀吴关联

《南京歌》其六有:“灌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师下扬州。”

自古蜀中的重要对外联系还有水路,即顺江而下,历眉州、嘉州、叙州、泸州而出川,更东至扬州。对于唐宋时自水路出川路线,宋代范成大《吴船录》记载较清楚:

石湖居士以淳黑丁西岁五月二十九日戊辰离成都。是日泊舟小东都合江亭下。合江者,岷江别派,自永康离堆入成都及彭、蜀诸郡合于此。以下新津,绿野平林,烟水清远,极似江南。……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则万里桥,诸葛孔明送费伟使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后”,因以名桥。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余在郡时,每出东都,过此桥为之慨然。①

我们知道,唐时已有“扬一益二”之说,蜀中虽与东吴有数千里之遥,但却通过江水血脉相连。蜀中居于长江上游,又颇有水路形胜之势。

众所周知,玄宗巡蜀之后并未东巡扬州,我们不能确定,此处“灌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丽下扬州”所隐含的东巡扬州的方向指示是否与永王事件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条水路恰好是青年李白出川的行迹。人文地理学家斯皮格尔伯格(Spiegelberg)指出:

研究者想象自己占据着别人的真实位置,并从那里观察世界,就像从这个新的观察角度看,世界本身会表现出的那个样子。……[研究者]尽其所能地在想象上适应别人头脑的框架。这种立场的思路要从别人的第一手感知中,和从可得到的他的传记的事实中导出……在想象中自我变换的能力,很可能是人类自身所具备的多种重要潜力之一。

或许这本是李白对玄宗巡蜀的想象性移入,他当然会将自身经历与见闻渗入诗中。他想象自己占据着玄宗的位置,通过玄宗的眼睛来观察成都,假想玄宗巡幸成都时的见闻与感受,但实际上展现的仍然是李白自己的蜀地经验与蜀都印象。

四、总结性评价:地理想象与文学重构

我们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李白利用了三重构想来建构成都的地理意象。一是帝都眼光审视下的蜀都;二是古蜀神话附丽的蜀都;三是自我易位的玄宗观感之蜀都。

人文地理学家Meinig指出:“作家们不仅描述这个世界,他们还帮助它的形成。他们非常形象的制造出一些强烈印象,影响着公众对我们景观和区域的态度。”李白正是如此,他通过三重地理构想,将与长安相比照的成都、神话想象之下的成都、玄宗眼中的成都加以融汇,集中地表现了成都乃至四川丰富而多重的城市形象与地域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