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之痛-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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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之痛-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一、李白的志业之悲

宋人黄彻说道:

世俗言太白赐床调羹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媒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

这一看法,其实也代表了古人于李白的普遍态度。李白在玄宗时代,招入宫中,本想实现抱负、建立功业,却被玄宗视为一供奉才子而已。一切所作所为,皆与国计民生无关,“社稷苍生何赖?”这一问,包含至深悲情。

确实,李白是个志在天下、抱负远大之人,他喜欢以大鹏自喻,早年的《大鹏赋》即写道:“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在《上李邕》诗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口气都一样的自信百倍。从李白的胸襟抱负来看,他是当得起这一大鹏形象的。李白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重节守义,果于行动。这样一个难得世出的天才,又恰逢盛唐时代,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他的大鹏志愿照理说不难实现。但正当盛年的李白,步入仕途,却只是在宫廷作了短短三年无关紧要的翰林供奉。晚年他再度出山,跟从永王李磷,结局却更为凄惨,最后是长流夜郎。“遭遇二明主,前后两迁逐”(《书怀示息秀才》),语气十分伤痛。

回顾李白一生,对他功业的热烈追求和无情幻灭,李长之以无限同情笔调写道:“在人间热烈地追求了一生的李白却终于寂寞地离开了,‘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这些曾经热烈地作为追求的对象者,结果换来了空虚和渺茫,诗人之成为诗人固然确定了,事业却终于陷在模糊的幻灭中了。”确实,对李白这样一个具有冲天志向远大抱负的人,造成其悲剧的原因究竟何在?探讨这一话题,无疑相当具有意义。

二、时代对李白个性的摧折

《通典》于唐代社会言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②由此看来,唐代官场更注重门第出身。于此,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指出:“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①

这样一个贵族社会,同时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陈寅恪在论及唐代政治统治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帝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墨,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实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

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墨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及士大夫即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阁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圈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且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固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

从这一段叙述当中,十分清晰地看见唐代政治演进轨迹,早期为清一色关陇集团的贵族所主导,李白所在的玄宗时代则是贵族、进士、宦官同时领导朝政。不论是前期还是玄宗时代,均见贵族在国家体制中举足轻重之作用。

李白当时,如他自己所言,乃是“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可见当时是一平民之家。陈寅恪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更言李白“本为西域胡人”②。无论平民人家也罢,西域胡人也罢,在这样一个贵族主导的社会,对李白的入仕,显然多有不利。

同时,于唐代具体士人出身,钱穆言道:“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学馆。二乡贡,由州、县。三制举。州、县贡举又分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经、进士。而又以‘进士’科为盛。”③这是士人的“常途”,但士人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别路”,即游走幕府,借此亦可以崭露头角,得以晋身。但李白不合于一般士人之处即在于,他既不走“常途”,亦不走“别路”。李白志在建功立业,却不屑走循规蹈矩的科举之路,也不曾游走幕府。他平交王侯,长揖公卿,这些达官贵人,以他狂傲个性,自己从未放在眼里。他幻想以自己的才华一悟万乘之主,一登要路,立抵卿相,从而实现自己“终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的人生理想。

大鹏飞在九天,俯视大地,颇有一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目空一切的狂傲之心。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安州裴长史书》写道:“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海之志。”可见其不凡怀抱。确实,李白以其鲜明个性,从来就是不受牵扯,独来独往,他所对抗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庞大的集团和牢固的体制,怎么可能冲出这层铁幕?李白早年进京,写有《与韩荆州书》一文,语气十分狂傲,说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并言“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李白自信百倍,虽是有求于人,可眼里完全就没把他人放在心上,只有自己。李泽厚言李白这篇文章栩栩如生刻画了其个性,“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气度,仍跃然纸上”,韩朝宗尽管推荐过诸多有志之士,但就不举荐李白,由此可见李白个性和整个官场的格格不入。

但李白似乎终身都没明白这个道理,或许他也明白,但以他无比强烈的自信和无所畏惧的心胸,何尝有过丝毫畏惧退缩?这自然容易成为官场牺牲品。现实的重重阻力,个人的郁郁不得其志,李白对这种压抑和阻碍充满了痛恨与愤怒,他在《梁甫吟》一诗写道:“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匐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间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阁者怒。”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诗中多有这样的无奈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屡屡碰壁,及至后来,更是沉痛说道:“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爸》),“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这诸多抑郁难平牢骚满腹的诗句,一方面固然显示其戛戛独立不合流俗的清高,同时更可以看做是受到整个统治集团打击排斥的寂寞无奈,这也是李白仕途之悲的真切体现。

于李白当时风雷交至的险恶处境和悲枪命运,杜甫看得最是清楚,杜甫深为李白才华鸣不平,沉痛说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往深处想想,这写出的正是集体意识对个人意志的戕害。杜甫说李白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是“众人皆欲杀”(《不见》),可见其被孤立打击的程度多么严重。并说李白的“狂”乃是一种悲情,“佯狂真可哀”(《不见》),笔底可谓无限伤情。确实,要和强大体制对抗,李白只能寂寞悲伤下去。

三、李白之悲乃是时代之痛

时代铸成了李白之悲,然而李白之悲何尝不是唐王朝的悲剧。

唐代边患一直未断,《新唐书》卷二一五《四夷传》记载:“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舔亡云。”李白《古风》十四亦如是写道:“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嗟峨蔽榛莽。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确实,玄宗朝表面一派繁华盛世,其实是蕴涵着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北方边境,以安禄山为首的好几个胡人部落,都对大唐江山虎视眈眈。但当时从君王到臣下整个的朝歌暮戏,不屑国事,内部的腐化更使国家如坐火山之上。在当时的社会,李白显然对国家的危机看得更要清楚一些,他的志向就是击退胡人立功边庭,李白《塞下曲》一览无遗表达了为国立功的远大志向: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其一)天兵下北荒,胡马欲南饮。横戈从百战,直为衔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陇头寝。何当破月氏,然后方高枕。(其二)骏马似风飚,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其三)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招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其六)

从以上诸诗来看,李白的志向,对当时的国家危机来说,无疑是最为切合实际的。

李白在天宝十一载(751),还专门到了安禄山所管辖的幽州,看到安禄山厉兵马杀气腾腾,更是无限忧虑,写了一系列忧心家国的诗篇,《出自蓟北门行》写道:“虏阵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幕,杀气凌苍穹。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傍。孟风沙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幽州胡马客歌》写道:“天骄五单于,狼戾好凶残。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安旗、薛天纬言李白这一系列诗是,“目睹安禄山跋扈之状,心甚忧之,但无能为力”①。也可概见李白于国事的忧心忡忡。李白扫清扫边患建功立业的志向,从未有过一刻动摇。

在《出自蓟北门行》最后,他这样写道:“挥刀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族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历史证明,当时的唐王朝最需要的就是李白这种保家卫国扫除边患的有志之士。可惜李白的深层忧患,没能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当时的社会,诚如葛兆光所言:“整个社会的士人,大多沉湎在浅薄的满足中,他们热情地歌颂时代的安定、生活的富庶,歌颂帝国的威加四海,却很少有人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看到隐含的危机。”②在这般众人皆醉的情况之下,李白自然无从实现个人的志愿。但最终结果却是,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作乱。八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无可救药走向了衰落,盛唐景象一去不返,终成明日黄花。“胡骄马惊沙尘起,胡维饮马天津水”(《江夏赠韦南陵冰》),这不光是李白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剧。

四、弥漫无际的悲情

李白悲叹,贯穿一生。在玄宗年间,李白写有《悲歌行》一诗:

悲来乎!悲来乎!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君有数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管千钩金。

因为“天下无人知我心”,所以只能纵情琴酒,一解愁闷。晚年“从磷”事件之后,被流放夜郎,李白写有《万愤词投魏郎中》:

海水渤涵,人罹鲸鲵。莓胡沙而四塞,始滔天于燕齐。何六龙之浩荡,迁白日于秦西。九土星分,嗷嗽栖栖。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桂,因弯宠鸡。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子胥隐夷,彭越醺醯。自古豪烈,胡为此繁。苍苍之天,高乎视低。如其听卑,脱我牢。傥辨美玉,君收白理。这里的“南冠君子,呼天而啼”,以及横亘全诗的伤情,颇有呼天抢地之感,实在有悲不自胜之感。

回顾一生,李白去世前写了一首《临终歌》,算是对个人一生的总结,这个终生以大鹏自喻的诗人,发出的却是这样的感叹: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在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李白这里所写“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说的是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鲁国野外死了一只麒麟,孔子认为麟的出现乃是兆示天下太平,如今麒麟死了,看来天下是没指望了。伤感无限,唱了一首《获麟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①李白这里用孔子伤麟故事,寄寓的是谁能为他这只大鹏的摧折而悲伤。

一千多年来,人们多渲染李白痛饮狂歌的傲气,极少注意其悲情。其实透过李白之悲,来看待时代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不是更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