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瑟·韦利到斯蒂芬·欧文:李白的西方形象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12 06:51 标签:

从阿瑟·韦利到斯蒂芬·欧文:李白的西方形象

18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J.M.Amiot)最早将李白介绍到西方,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此后,从第一位译者诗人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再到著名的汉学家阿瑟·韦利(Authur Waley)、维特尔·宾纳(Witter Bynner)、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李白的诗作源源不断地进入西方视界,除了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外,意大利语、俄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等同样有李白的译作⑧,关于李白的批评研究文章也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但西方世界接受的不止是李白的诗和其诗歌特征,还包括作为文化形象的李白。李白被看做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诗人,其诗歌所具有的风格品貌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诗人本身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因此,李白不仅是作为一名诗人被西方世界所接受,他的人生经历、他所具有的人格特征、他身上被后世所赋予的神话传说、他的诗歌创作一起建构了李白的文化形象。

形象学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最常见的是研究一部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研究是一门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学科,它被中国学者冠以了“形象学”的学科名称,但它在西方迄今为止也只是“形象研究”而已。形象学同比较文学一样倡导用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的方式来研究文学,形象学就是“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异国形象的研究,即有关所谓的‘形象’和‘幻象’的研究”①。形象学强调主体对他者的想象和建构,而并非他者本身。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李白形象,亦非李白本身,而同样是一种想象和建构。因此,李白在西方文化中不仅因为其诗歌创作而广受喜爱,还成为了许多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的一个想象对象,比如英国诗人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作于1780年前后的长诗,题为《李白;或者好官:一首中国牧歌》(“LiPo;or The Good Governor:A Chinese Eclogue”),里面就想象了一个与真实李白相差甚远的李白形象。另一位西方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同样以李白为主人公,写下了共十二章、四百二十四行的抒情长诗《李白来信》(“ALetter from LiPo”)。其他还有如意象派后期的领袖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汉风集》(Chinoiseries)中的《李太白》(“LiTaiPo”)和维特尔·宾纳的《致李白》(“ToLiPo”)等。实际上,不管是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李白形象,还是文学研究中的李白形象都是一种想象建构。从20世纪早期西方汉学家阿瑟·韦利的李白传到当代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李白研究,我们不仅能够发现这种想象,还能发现这种想象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从阿瑟·韦利到斯蒂芬·欧文:李白的西方形象

一、阿瑟·韦利和《李白的诗与生平》

阿瑟·韦利是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虽然他一生从未到过东方。他对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进行了大量的译介,比如他翻译了包括《道德经》、《论语》、《西游记》在内的众多中国古代经典,并且在《诗经》、楚辞、《金瓶梅》等研究领域都实现了西方汉学的历史性突破。他被视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之一,“他优秀的东方古典著作英译作品对叶芝、E·庞德等现代诗人有深刻影响”①。在阿瑟·韦利所涉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里,他尤其喜爱中国的诗歌,特别是唐代诗歌。早在1919年时,阿瑟·韦利就出版了李白译诗专著:《诗人李白》(The Poet LiPo),这里面包括他所译的李白诗二十三首,以及附有一个简短的李白生平介绍。阿瑟·韦利不太喜欢用典过多的诗人,比如杜甫。他最喜欢的唐代诗人是白居易,他对李白的看法最初也受到了白居易的影响。白居易在其写给元的《与元九书》里说:“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②在《诗人李白》里阿瑟·韦利将此句意译为:“李白的诗歌表现出了举世无双的才华和原创性,但他的诗,十首里没有一首包含了任何道德思想和深层意义。”①白居易是从儒家思想的人伦教化出发贬低李白诗歌,但阿瑟·韦利却把它上升到了道德的高度。他最后甚至总结道:“但是我要大胆的猜想,如果有一打的著名英国诗人能够读懂中文诗歌,他们中不会有一位把李白排在中国诗人的第一位或是第二位。”②毫无疑问,在阿瑟·韦利接受李白的整个过程中,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他对李白的评判。

1950年时,阿瑟·韦利出版了另一部李白专著:《李白的诗和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Po)。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牛津大学的教授们撰写了一系列介绍东方文化的书籍,此书就是其中之一。在出版献辞里有这样的一句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整个世界,其所产生的影响之一是每个地方的男人和女人都感到了一种对于知识的双倍渴求。我们需要一种对其他民族的人民和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欣赏,尤其是他们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成就。”③因此,此书不仅是对李白生平和诗的全面勾勒,也大量地介绍了中国文化和唐代历史。并且,此书也不仅是为了让西方世界了解李白,还深入挖掘了李白在诗歌才能和道德品格上的特征。与1919年所写的那个小传不同,写这本传记时,阿瑟·韦利一点都没有提到关于李白的众多传说,尤其是在中国流传甚广的神话故事,比如说太白名字的由来——“长庚入梦”。阿瑟·韦利力图用现实主义的笔调来描绘李白,但凡涉及任何听上去像传说的内容,韦利都会迫不及待的点出,这些部分可能有杜撰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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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瑟·韦利之前,尚有几本西文著作描述过李白的生平,但韦利均认为那些著作谬误居多。这些著作中的李白生平最早都是由生活在中国的一些耶稣会士翻译介绍到西方,但一部分是因为对中文原文的错误理解,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耶稣会士喜欢加上自己的想象,因此有的竟然连李白的祖籍都全然是错误的。韦利的李白传是西方第一本由西方学者创作的李白传记,实际上,也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的一本。韦利创作此传的初衷想必就是为了纠正过去西方对李白的种种幻想。因此,他“矫枉过正”的清除所有人们对李白的美好想象,而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李白形象,而这个真实的李白,除了诗才之外,似乎就再没有什么值得夸赞的了。韦利对他与永王李磷的关系颇有微词,他认为李白对赞助自己的恩人并不忠诚。对于李白喜欢寻欢作乐,韦利也加以鞭挞。他认为李白也许并不如传说中的那样喝醉了酒,为了去捞水中的月亮而溺水而死,但他死于饮酒过度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甚至对于李白的诗才,韦利也指出了李白诗歌的两个缺点:一是他的长诗都缺乏严整的结构,因此很少能够被恰当的翻译;二是他的诗歌主题单一,这可能需要大量阅读过他的诗歌的读者才能发现。在《李白的诗和生平》的最后,他总结道李白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甚至刚好相反:“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喜爱自吹自擂的、老于世故的、沉迷于酒色、没有责任感和满口胡言乱语的人,而且,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酒鬼。尽管他是一个道教信徒,但他似乎对于道家这种神秘的哲学思想知之甚少,而仅仅只是在道教和佛教中寻找能够帮助他逃离尘世烦恼的东西。”这样的评判无疑太过严厉,甚至有失偏颇,但是韦利却认为:“一个具有如此盛名的作家,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却是如此的令人失望。也许,当我们仰视一座山峰时,它到底有多高,只能与山底的对比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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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蒂芬·欧文和《李白:天才的新观念》

斯蒂芬·欧文,又名宇文所安,是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同阿瑟·韦利一样,他最偏爱唐诗,几部主要的专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等将唐代诗歌从头至尾梳理了一遍。他被称为是美国第三代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他突破了早期单纯的翻译和介绍,突破了中期用西方的学术理论思想来解读中国文学的做法,而是另辟蹊径,从个人独特的视觉出发、使用现代思维方式来重新解读唐诗、重塑唐代文学史。他也是少见的又被国内学者重新接受回来的汉学家,到目前为止,国内研究他的汉学研究方法的硕博论文都有长长短短几十篇,这是别的任何一个汉学家都没有的待遇。宇文所安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强调联系和想象,他认为任何一个独立的作品和一个独立的作家都是在特殊的时代和群体关系中产生的,但我们却常常被时代和环境的总体印象左右了我们对诗歌的鉴赏。我们更应该抛弃被历史建构的文学,而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去感受历史:“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我希望有一天将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①

宇文所安于1977年出版了《初唐诗》,后又于1981年出版了《盛唐诗》,其中第八章名为《李白:天才的新观念》。在如何重建文学史和如何诠释一位诗人上,宇文所安的方式是独特的。首先,他不是以编年史或按时间发展顺序的方式来介绍李白的生平,他也不像阿瑟·韦利那样仅仅依靠李白个人的诗作来分析李白的情感和遭遇。宇文所安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互相关联的唐代诗歌网,他将时代背景、诗人的创作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整合到了一起,从多个角度为我们勾勒了李白的形象。这一章的开始,宇文所安就引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表现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不过,与阿瑟·韦利对这种个性的指责相反,宇文所安认为:李白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还表现在他的个性上。李白并非因为其狂放不羁的个性而创作了众多形态各异、富有想象力的诗歌,而是在他的诗歌中创建了他的个性:……李白不可仿效的真正原因,却在于李白的诗歌主要与李白相关,其目标是通过诗中的人物和隐蔽于诗歌后面的创造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宇文所安对比了王维和李白的不同出身,分析了李白诗歌创作的起始之路就是不同寻常的:李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受过严格的诗歌训练,因此他的诗歌缺乏平衡之态、雅致之姿,常以对传统审美习惯的破坏而创造令人惊奇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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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唐诗》和《盛唐诗》里,宇文所安分别设立了一种可以统领这一时期诗歌风格的概念——“宫廷诗人”和“京城诗人”。李白不属于这类圈子,他是一个“真正的外来者”①。同是作为来自偏远蜀地的天才,宇文所安将李白和司马相如、陈子昂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李白在建构自我形象时有意的模仿了后二者——司马相如的“仙气”和陈子昂的“侠气”。因此关于李白的生平,显然不能从李白自己的诗歌中去寻找真相,因为“李白过度热切于为自己提供辉煌背景和高贵色彩,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显然不惜隐藏或歪曲事实”②,同样,我们也不能依靠其他种种关于李白的历史传说,因为“传奇的李白有着丰富的资料,盖过了李白的贫乏资料”③。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些被阿瑟·韦利所诟病的李白的生活作风问题,宇文所安并没有提及。对于李白的诗歌,宇文所安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指出李白诗歌具有在此前的中国诗歌传统中很少见的一种才能——虚构想象。他引用的诗歌和阿瑟·韦利引用的诗歌区别不大,比如《乌栖曲》、《蜀道难》、《将进酒》等。但是在阿瑟·韦利看到结构不工整、混乱散漫的地方,宇文所安看到的是戏剧性和活泼有趣。

阿瑟·韦利认为李白的诗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首是严格按照七律的形式来创作的,而大多数李白的诗歌都采用的是更古老的诗歌形式,比如乐府诗,“李白诗歌的价值在于其形式之美,而不是内容之美”@,但是到了现在,古音与今音大不相同,我们只能看,不再能唱,这种价值便大打折扣。宇文所安则认为,虽然李白“缺乏京城诗人的圆熟精致的风格,但他以一种熟练的独创技巧加以弥补并超过他们”①。这种独创的技巧指的是:李白的诗天马行空,形态各异,很难找到共同的特征,但是李白乐府诗的不规则、律诗的简朴随意实际上都表现了他不受制约的天才,李白诗歌的形式因而具有一种自由的活力,刚好与李白诗歌的内容相一致。至于李白诗歌在内容上经常重复他所喜爱的意象和词语,宇文所安也不像阿瑟·韦利一样的苛责,那些反复悲叹时间流逝的诗歌,或者描写醉酒享乐、离别伤情的诗歌在宇文所安看来实际上有一个更高的主题一—那就是扮演李白自己。

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写时间流逝,实际上是在写超越时间的人;写送别,实际上是在写送别的人;写醉酒也不是在写酒,而是在写醉酒的人。他以李白的《横江词组诗为例,“这组诗并不是真的‘关于’渡河,真正的兴趣中心在于创造的诗人,他对艺术的彻底掌握,及他的控制和变化力量。在最佳状态下,李白通常写的是他最喜爱的对象一—李白”②。更重要的是,李白的诗歌不仅是写自己,还是在创造自己,他的诗所描写的不仅是诗人李白,还是仙人李白、侠客李白、饮者李白……因此,与传统对李白的评价相反,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并不关心外在世界,他只关心我在、我说、我做、我是。诗人这种创造和扮演角色的能力使得李白高于那个时代的其他诗人,因此,宇文所安称李白为“这位创造的、充分控制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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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李白形象的同与异

阿瑟·韦利和斯蒂芬·欧文都翻译了部分李白的诗歌,在他们的翻译中也能看出他们所理解的诗歌中李白形象的差异。比如《月下独酌》中的“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阿瑟·韦利译为:

To the songs I sing the moon flickers her beams;In the dance I weave my shadow tangles and breaks.

While we were sober,three shared the fun;Now we are drunk,each goes his way.

May we long share our odd,inanimate feast,And meet at last on theCloudy River of the Sky.

而斯蒂芬·欧文则译作:

I sing,the moon just lingers on,I dance,and my shadow scatters wildly.

When still sober we share friendship and pleasure,Then entirely drunk each goes his own way-Let us join in travels beyond human feelings And plan to meet far in the river of stars.

翻译“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这两句时,斯蒂芬·欧文让“我”作为了整句诗的中心词,但是阿瑟·韦利却更强调“歌”和“舞”。在阿瑟·韦利那里,我和月、影“交换”的是“乐趣”(Fun),而在斯蒂芬·欧文那里,“交换”的是“友谊”(Friend-ship)和“快乐”(Pleasure)。对于“无情游”,阿瑟·韦利认为指的是“奇怪的、毫无生气的宴会”;而斯蒂芬·欧文则译作“让我们加入那超越人所能感知的仙游吧”。很显然,在阿瑟·韦利的翻译中我们只能感受到一个沉湎于美酒和宴乐中的醉醺醺的作者,但是在斯蒂芬·欧文的翻译中,我们却能发现那个想入非非的、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创造和改变周围环境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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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管是阿瑟·韦利还是斯蒂芬·欧文,他们都称不上是李白的崇拜者,韦利所写的李白传记被评价为“短而缺乏同情”,欧文在采访中承认李白甚至不是他最喜爱的前五位中国诗人⑧。我们或许会认为,打破了因循保守的儒教思想传统的李白,更擅长于想象和抒情的李白,会更加受到西方的欢迎,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但事实也不是一直如此。李白诗歌传人西方之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曾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时期,堪称当时最受西方欢迎的中国诗人。其中缘由,恰好是韦利所说的李白诗歌的缺点一—李白喜爱描写人世的短暂、时光的易逝,这刚好迎合了西方世纪末的颓废心理。关于李白的传说和李白诗歌一起受到了西方的追捧,他们把他看做是一个真正的超脱世事的诗人,他们把他与拜伦、托夸脱·塔索等西方诗人相提并论,这两位西方诗人都有着传奇般的人生:“李白于是成为遁世者的偶像,他也是一位醺醺然的先知:能借由他神妙的诗歌艺术而超越了自身存在的困窘痛苦。”而到了20世纪上半叶,西方经历了文化历史上的大裂变。

阿瑟·韦利的两部关于李白的著作分别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西方正处于混乱当中,一切百废待兴,他们更欢迎秩序和乐观的希望,也难怪阿瑟·韦利会将李白看做是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诗人。但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越来越丰富,以及几代汉学家的不懈努力,今天的西方学者可以在更加充实的材料和更加全面的认识上去接受中国文学。宇文所安笔下的李白形象,是建立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上的,同样也建立在宇文所安个人的学识和文本感知方式上,他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不同于我们传统文化和习惯思维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海外汉学家眼中的李白既带有自身的烙印又折射了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当然,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李白的形象,让李白形象保持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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