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理论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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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理论浅析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韩愈在《调张籍》诗里对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峰的李白、杜甫的盛赞。被誉为“诗仙”的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现存九百多首。20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李白其人其诗的研究可谓广泛而深入,并开拓了李白诗学研究的许多新领域,但对其诗学理论、诗歌主张的研究、评述则较少。众所周知,李白并无专文论述其诗歌主张,他的诗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及作品之中。因此,本文通过对李白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力图对其诗学理论及主张,作出一点梳理和挖掘,以作引玉之砖。

李白的诗歌,既以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体现出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对于中国古代诗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诗歌本质论——继承传统诗论,强调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及功能

感情是诗歌的生命,中国古代诗论历来重视诗歌的抒情言志。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提出了“诗言志”的观点,《毛诗序》也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进一步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它们最早揭示出,“抒情言志”既是诗歌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诗歌的社会功能。这种观点对以后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李白秉承诗歌“缘情”“言志”的观点,在其诗歌中多次提及诗歌的这一特征和功能。

在《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里,李白指出:“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①他认为,尽管风格各异,但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用以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不论是两汉的文章、建安诗歌的风骨,还是谢胱诗歌的清新秀发,甚至包括正登楼饮酒高歌的李白和好友李华,诗人、作者都是满怀逸兴、思绪飘飞,借文章诗歌以抒情的。李白在当涂姑熟亭为诗人雅集而作的《日奉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里,记述了姑熟亭建造的始末和亭名由来,文章末尾记载了当时的士大夫在公务之余寄情山水、挥毫赋诗的盛况:“所以司马南邻,当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挥辞锋以战胜。名教乐地,无非得俊之场也。千载一时,言诗纪志。”可见,李白认为诗歌可以用来寄托自己的感情、表达内心的忧虑与思想,“言诗纪志”。

早过漆林渡寄万巨》一诗也体现了李白对中国古代诗论“抒情言志”传统的秉承。李白触景生情,放眼漆林渡“水色倒空青,林烟横积素”①的美景,不禁思念起友人万巨,“因思万夫子,解渴同琼树”②,进而表达了希望相互欣赏的诗友能聚首相欢、吟诗抒情的愿望:“何日睹清光,相欢咏佳句。”,可见,尽管李白没有系统的、自觉的对于诗歌理论的关照,但在他的创作心理上、创作实践中,以及不自觉的诗歌理论的归纳上,都是认可并极力推崇诗歌抒情言志这一基本观点的。他甚至在《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一诗的题目中就明白表达了他的这种主张。

在《赠易秀才》里,李白指出:“地远虞翻老,深宋玉悲”,“感激平生意,劳歌寄此辞。”认为诗人每当内心被外物所感时,往往借诗歌以抒发内心情感。另外,李白还在其作品中提到了诗歌“抒情言志”这一功能的其他一些作用,尽管不甚全面,但仍值得一探。

梳理归纳之,有以下三点:

第一,诗歌可用以缅怀旧人旧事。

在《谢公亭》一诗里,李白以超迈高远的诗境为衬托,以“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①的诗句,抒发了诗人缅怀谢胱的情感。此诗题下原注云:“盖谢胱、范云之所游”,谢公亭在宣城北,是谢胱任宣城太守是所建,谢眺曾在此亭送别友人范云并写有《谢亭送别》诗,故李白面对“谢亭离别处”,产生“长歌怀旧游”的冲动,既可见出他对谢胱的极力推崇,也可体会到李白“诗可怀人”

的文学主张。

第二,诗歌可用以赠友送别。

在李白的诗作里,多次提到了诗歌赠友送别的作用:如《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里的“诗可赠远,无乃阙乎?”③认为诗歌是“赠远”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学样式;他在《东武吟》里也说:“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认为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谢知己”;在《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里,他饱含深情地写道:“衔杯叙离,群子赋诗以出饯,酒仙翁李白辞。”在离别饯行的酒宴上,所有人都赋诗钱别,李白当然也不例外;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里,他“作小诗绝句,以写别意”⑥,用诗歌表达难舍难分的离情别意;《夜于隋州紫阳先生准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里更说:“诗以宠别,赋而赠之”⑦,认为诗歌总是出现在友人离别时,只有诗歌是最好的饯别礼物。我们在欣赏李白以诗笔抒写的离愁别绪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诗人无以言赠、唯有小诗的文学主张。

另外,李白的很多诗是以赠、别为题的,如《赠汪伦》、《江夏别宋之悌》、《赠别王山人归布山》、《别韦少府》、《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渡荆门送别》、《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别山僧》等等。这些赠别诗的题目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李白以诗赠友送别的文学主张。

第三,诗歌可用以纪事。

乾元二年(759)八月,李白因受永王李磷“谋反”案牵连,被流放夜郎,途经汉阳,遇故友尚书郎张谓,并邀洒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等人泛舟饮酒于南湖之上。李白在《泛洒州城南郎官湖并序》0的序言中写道:“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在朦胧如练的月光下,南湖尽显其清澈澄明、幽雅宁静、超然遗世的魅力,令正在饮酒赏月、敏感而多情的李白与友人感慨万千,张谓“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便请李白为南湖“标之佳名,以传不朽”。李白于是“举酒爵水,号之郎官湖”,南湖便在李白诗意盎然的当下得名“郎官湖”。一名既出,“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不愧为文采才气超然的李白。张谓更是兴然,“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这里,李白用“赋诗纪事”简单明了地传达出诗歌可用以纪事的主张。

二、诗歌风格论——崇尚宏阔大气、天然清发的诗歌风格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呈现出风格各异、色彩绚丽、流派众多的特点,这使诗歌的风格论成为古代文艺批评的重要课题。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等一脉相承,丰富了中国古代的诗歌风格理论。他们强调诗歌风格与诗人性情的密切关系,强调诗人的世界观与创作个性对于诗歌风格的决定注意。

李白没有关于诗歌风格的理论论述,但在继承前人诗歌风格论的基础上,可以在李白个别的诗歌里看出他对于诗歌风格的基本观点和倾向。

首先,崇尚弘阔大气的浪漫主义诗歌风格。

从李白的诗歌创作来看,作为继屈原后中国浪漫主义诗歌新的高峰,李白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风格,并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以豪放弘阔、飘逸大气诗歌风格,成就了盛唐时代浪漫主义诗歌的高潮。

而在他诗歌的个别地方也能见出他对浪漫主义诗歌风格的理论关照:在《游水西简郑明府》里,他赞扬友人郑明的诗歌风格——“郑公诗人秀,逸韵宏寥廓”@。这里,他认为郑明飘逸俊秀、弘廓寥远的诗风是诗歌极佳的境界,也是值得李白大加赞赏并大力推崇的。可见他对宏阔大气的诗歌风格的青睐。

其次,秉承道家自然恬淡的美学思想,推崇天然清发的风格。

在中国古代与经史文杂揉的哲学、美学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不同的思想观念影响着后世,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为诗人的李白,既接受了儒家“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思想,又受到道家特别是庄子遗世独立、追求自由、蔑视一切的思想影响,同时他身上还兼有游侠、隐士等的思想,这使李白的一生充满追求、矛盾、愤藏与狂放,并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

而在李白对诗歌风格的理论关照中,道家以超脱出世的人生美学、淡泊宁静的艺术境界深深地影响着他。李白多次在其诗歌中表现出对清新自然的诗歌风格的崇尚。如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他指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①是诗歌的极佳境界,以纯净清新、自然朴实为审美的终极目标。他还极力推崇谢胱清新自然的诗风,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胱楼钱别校书叔云》),又在《送储爸之武昌》里说“诺为楚人重,诗传谢胱清”。

第三,强调文质并重的文风。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李白认为二者应该统一,强调文质并重。

初唐时期,南北朝时期齐梁的浮艳诗风仍然影响着诗歌的发展,反对齐梁诗风成为初唐诗坛的一件大事。陈子昂无疑是其中态度最鲜明的诗人,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表现出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在陈子昂著名的《修竹篇序》里,他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③认为只有以“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为榜样,才能真正实现诗歌的革新。

李白继承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批判绮丽文风的同时强调了文质并重的主张。在《古风》第一首里,他回顾了诗歌发展的历史,认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继而强调“文质相炳焕”①,认为绮丽浓艳是诗歌之颓风,文学作品应该内容与形式并重,强调文质皆美才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他又在《古风》第三十五首里批评了唐代还残余的讲求模拟雕琢、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诗风:“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认为这种诗歌中的雕琢篆刻乃童子所为,本是诗之大家不屑为之的,而唐代一些诗人却以模拟前人绮丽浓艳的诗风为时尚,这就犹如“丑女来效颦”,不仅不美,反而适得其反,贻笑方家了。

此外,李白还看到艺术作品有高下、雅俗之分,认为“《折扬》、《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楚地犹来贱奇璞”③(《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从他此处对音乐作品的高下雅俗之论,可以见出他对于“曲高和寡”的认同。因为文艺都是相通的,古代诗歌大多也入乐,故而我们能够将他这一观点推广至一切艺术作品,相应的,我们就能窥见李白对于诗歌风格雅俗高下之分的内心观照了。

三、诗歌创作论——创作源自“忧愤”

在古代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探讨中,司马迁较早提出了“忧愤著书”的观点。他在《报任少卿书》里有一段著名的论断:“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伸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可见,司马迁较早论述了作家的人生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等等,都会对作家的生活轨迹、内心情感、价值观、审美经验等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

李白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并在其诗作《古风》第一首里提出“哀怨起骚人”的主张,认为没有诗人内心的忧患、哀愁与伤感,就没有至情至性的诗歌作品。另外,又在《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时流夜郎行至江夏与张公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里指出:“张衡殊不乐,应有四愁诗。”认为张衡因内心抑郁不得志,才有了流传久远的《四愁诗》。这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忧愤著书”学说的呼应。

四、诗歌的地位——与日月同辉

关于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中国古代文论早有论及。先秦两汉的文学理论,较早地注意到了文学的价值,儒家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和社会价值,道家更注重文学的审美作用。魏晋时,曹丕继承儒家的文艺观,从文以致用的观点出发,肯定了文学极高的社会价值,指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0,强调文章的价值,把文学提到与治理国家、永恒不朽的功业并立的地位。

李白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在重视文学价值的同时,更把诗歌的地位提到了与日月同辉的高度。他在《江上吟》里,指出:“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②认为屈原的词赋如日月高悬,辉耀千古,而楚王豪华的楼台亭阁却已如荒丘荡然无存。诗人俯仰宇宙,纵观古今,将屈原和楚王作为两种人生典型加以鲜明地对比,揭示出富贵名利不能长久,而文章大业方可流传千古的历史规律。

综观之,李白的诗歌理论因为没有专文而显得零散,但他在其诗歌作品中表达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和观点,同样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