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供奉翰林时期的本事与故事性演绎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5-01 00:14 标签:

李白供奉翰林时期的本事与故事性演绎

 

李白是名垂千古的大诗人,其风骨,其行事,其生平际遇迥异于常人,在当时就名闻天下,惊动流俗,在后世更被披上光环,涂上光晕,成为极具传奇性的人物。关于李白的事迹,起先是纪实性的叙述,后来在传播书写的过程中就逐渐被故事化了,由实事而演变为小说家言。纵观李白一生的行事,其受征召入长安,供奉翰林时期发生的事,最具故事性和传奇性。这一时期的事迹见于李白自己的诗文及其故人好友的记述的,是接近于事实的“本事”(只是相对而言,不排除已渗入了少量故事性因素),而后人在“本事”的基础上的踵事增华、加工改造,便成了“故事性演绎”。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李白在供奉翰林时期的本事与故事性演绎,来探讨两者之间的逻辑演化关系,进而还原李白故事的生成过程。

一、征召荐引、“谪仙人”、金龟换酒、饮中八仙李白才华出众,志向远大,因其先世曾是流放西域的罪人,

“漏于属籍”而被断绝了科举之路。李白自幼即到处干谒,却不愿意随便入仕,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以下简称《碣记》)说他是“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最终在天宝元年,42岁的李白被皇帝征召,供奉翰林。

到底谁是李白入宫的直接荐引人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子真谷口”本指汉代高士郑子真,因家于谷口,世号为“谷口子真”。此处借指道士。

魏颢《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持盈法师指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刘朐《旧唐书·文苑列传·李白传》:“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刻中。筠征赴阙,荐之于朝,与筠俱待诏翰林。”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翰林在唐天宝中,贺秘监闻于明皇帝,召见金鑫殿……于是置之金銮殿,出入翰林中。”

宋祁《新唐书·文苑列传·李白传》:“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

以上材料中出现较早且较为可信的说法,无论是玉真公主还是吴筠的荐引,李白都是因为与道教的关系而受到征召的。而乐史独将荐引李白之功归于贺知章。李白是已入长安之后才首次见到贺知章的,贺知章作为比李白年长许多的著名诗人,主要欣赏的是李白的文学才华。宋祁《新唐书》综合了这两种观点,言李白先是因为与吴筠的关系而入长安的,又因贺知章的举荐而受到玄宗的召见。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所载的李白三事具有明显的虚构性,近于小说家言。然而,从乐史开始,后世倾向于把荐引李白的功劳都归于贺知章,且有“谪仙人”、金龟换酒、饮中八仙等佳话作为照应和映衬。

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序说:“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二首之一曰:“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阳冰《草堂集序》:“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谓公谪仙人,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以下简称《新墓碑》):“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

由此可见,贺知章呼李白为“谪仙人”,金龟换酒是实有其事的,“酒中八仙”也是当时就有的说法。

首先,“谪仙人”是贺知章对李白无上的品评和赞誉,并将李白出生时“长庚入梦”的传奇与“太白之精下降”、“谪仙”联系了起来。

其次,“金龟换酒”说明了二人之间一见倾心、相见恨晚的投契。王琦在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后注:“金龟盖是所佩杂玩之类,非武后朝内外官所佩之金龟。”虽然此处的金龟只是所佩杂玩之物,而非官员身份的标识之物,但后世的人很少刻意去辨明这一点。而如果是把金龟理解为官员身份的标识之物,则其中敝展爵位、越礼放诞的意味就更为浓厚了。《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①写贺知章解下换酒的是“金貂”。汉代侍中、中常侍的帽子常以貂尾为饰,“金貂”由此指代皇帝左右侍臣的冠饰或左右侍臣。“金貂”换酒与金龟换酒在意义所指上是一致的。再次,“饮中八仙”从一个群体的角度张扬了李白、贺知章等人放浪形骸、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根据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饮中八仙”是指贺知章、汝阳王李班、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这八个人。一群放浪形骸的名士酷爱饮酒,且常聚在一处饮酒,本身就是一桩有意味的行为。

五代王定保《唐撕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费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于玄宗…”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湖州迦叶司马劝李白到长安应举,李白游长安,遇贺知章,金貂换酒,结为兄弟。试期临近,贺知章写信向试官杨国忠,监视官高力士推荐李白,二人不受,李白考试时受辱被黜,并埋下了要教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的报复种子。后来李白在被天子疏远之后,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为酒友,被呼为“饮中八仙”。

《隋唐演义》写李白的故事,基本上与《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相同,甚至大量抄袭其文字,只极少数地方对后者有所更正,如湖州司马是吴筠,吴筠升任京职时邀李白一同人京。

以上除《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和《隋唐演义》出于联络情节以及追求叙事效果的考虑,虚构的成分较多外,其他杂史和小说对“谪仙人”、金龟换酒、饮中八仙这些情节素材的改造和利用大体上没有越过事实的藩篱。

二、天子礼遇、醉中草诰

李白供奉翰林的声势极为壮大,“天子礼遇”之隆和“醉中草诰”之狂亘古未有,然而这些辉煌终究如流星一瞬,很快就划过了夜空。

李阳冰《草堂集序》:“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魏颢《李翰林集序》:“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

刘全白《碣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

范传正《新墓碑》:“天宝初,召见于金銮殿。玄宗明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玄宗嘉之,以宝床方丈赐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无比侍。遂直翰林,专掌密命。”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玄宗对李白礼遇有加,初见时以当代高人视之,甚至亲自过问李白的饮食,继而倚重李白的文学才华,但没有正式封李白官职。

翰林供奉是李白出入宫廷的身份,不是正经的官职。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说:“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置)于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元宗(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①又说:“翰林学士,唐元宗(玄宗)开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书务繁,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命,至是号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专掌内命,以张堆、刘光谦首居之,而集贤所掌,于是罢息。自后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其后有韩雄、阎伯、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皆在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①则李白在天宝初年以“文学之士”的身份假借“翰林待诏”之名出人宫廷,“以备宴见”或“掌制诰书命”。“翰林待诏”有职事,但不算正式的官职。

李白诗《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赠崔司户文昆季》:“攀龙九天上,乔列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书情题蔡舍人雄》:“愧无横草功,虚负雨露恩。”都表明李白既为翰林供奉,则草诏不过是其日常职事。而上述记载竞将李白草诏的功绩夸张到了极致。“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袱》一篇”、“草答蕃书”等等,着重强调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时期政治性成就。《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也通过描摹渲染,极度标举了李白草诏的功绩。小说写李白被杨国忠、高力士黜落之后一年,忽有番使送书给大唐王朝,百官无人识得番文,天子烦恼。贺知章推荐李白,李白应诏,将番书译出,并应许在天子和群臣之前草答番书。草书时李白已醉,天子御手亲调醒酒酸鱼羹,设七宝床于御座之旁,李白乘机要求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以报前仇,二人不敢违旨。李白草就《吓蛮书》,番国降伏,天子宠幸。

然而,这并不是李白供奉翰林生涯中最主要的内容。

范传正《新墓碑》已经明确写道:“(李白)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这是玄宗以李白为文学侍从之臣,诏其作有关宴游白莲池的序。同时,以下两则记载也透漏出一些端倪。

《开元天宝遗事》:“李白于便殿对明皇撰诏诰,时十月大寒,笔冻莫能书字。帝敕宫嫔数十人侍白左右,各执牙笔呵之,遂取而书其诏。其受圣眷如此。”

五代王定保《唐撕言》:“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李白草诰时,对着的是玄宗的众多宫嫔,无论是呵牙笔,还是沃冷水,与之相适应的情景都是轻松、娱乐性的,由此可以断定李白作的是宫中宴游、点缀太平的帮闲文字。如果李白草的是关乎社稷国运的诏,他所面对的应该是天子和重臣,而不可能是宫中的妃嫔。

玄宗赏识的到底是李白的哪些作品?是《白莲花开序》、《宫词》十首、《清平乐》三章,还是《出师诏》、《和番书》、《宣唐鸿猷》?另外,李白侍从玄宗时,杨贵妃出现了吗?李白能亲眼见到杨贵妃吗?以上材料都没有确切的显示。

三、捧砚脱靴、赐金放还

李白放还之后开始浪游天下,其供奉翰林时期的平生得意事,成为流风余绪,广为流传,乃至有小说作者演绎成新的故事。如

《唐才子传·李白》:“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这应是据《合璧事类》的相关记载①稍作发挥而来。《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也细致地描绘了这个故事,更安排了华阴知县改贪为廉的结局。由此可见,在后世的流传中,“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成了李白通行天下的名片。“龙巾拭吐,御手调羹”凸显的是天子对李白的礼遇,虽然不无夸张,但终究有事实的基础,而“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到底有没有事实的基础呢?

唐代孟《本事诗》载:“(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道利,凤跨龙祭。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

宫中行乐词》原为十首,现李白集中仅存八首,“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是第二首。此处的“飞燕”最多算是影射,并没有点明是杨贵妃,全诗也看不出任何杨贵妃在场的信息。另外,为李白“研墨濡笔”的“二内臣”显然不是高力士,与“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的说法不相干,与“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的说法更不相干。

那么,李白之被疏远和放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李阳冰《草堂集序》:“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

魏颢《李翰林集序》:“以张堆谗逐,游海、岱间,年五十余尚无禄位。禄位拘常人,横海鲲,负天鹏,岂池笼荣之?…….吾观白之文义,有济代命,然千钧之弩,魏王大,用之有时。议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倘黄祖过祢,晋帝罪阮,古无其贤。所谓仲尼不假盖于子。”

刘全白《碣记》:“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谤,诏令归山。”

范传正《新墓碑》:“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言温室树,恐援后患,惜而遂之。”

关于李白被黜的原因,综合上述记载,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奸臣进谗,奸臣姓名语焉不详,或指为张堆。二是李白人格独立,追求自由,纵酒自昏,不能为天子所用。三是因李白自身的性格缺点,诸如不谨慎、张扬浮夸等,天子放还。

君臣遇合,自古难得。玄宗在开元年间不可谓非明君,李白亦是罕见的大才,但玄宗“知其不可用”,遂赐金放还。这本来是个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但好奇猎艳的杂史和小说作者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戏剧化。

唐李肇《唐国史补》:“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①排,即“推”之意。

唐段成式《西阳杂俎》:“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

《旧唐书·文苑列传·李白传》:“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

以上三则记载,都只是写到高力士、李白、玄宗之间的纠葛,并未涉及杨贵妃。而且在《唐国史补》和《西阳杂俎》中,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举动,不待高力士进谗,首先就引起了玄宗的不满,是玄宗疏远李白的重要原因。《旧唐书·文苑列传·李白传》对李白“令高力士脱靴”与“斥去”之间的关系语焉不详,到底是高力士在玄宗面前进谗使李白被斥去,还是玄宗不满李白令高力士脱靴而主动将其斥去,我们可作多重理解。

在小说中,李白无一例外地是因为奸人的谗言而被玄宗疏远和放还的,只是奸人及其谗害李白的方式有细微的差别。奸人起初是由高力士一人来充当,接着引入了杨贵妃,有的还添入了杨国忠,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和《隋唐演义》。需要指出的是,由高力士脱靴受辱,在玄宗面前进谗言,演化为高力士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再由杨贵妃在玄宗面前进谗言,个中情节更曲折,更符合小说的审美习惯,于是也便成了后世李白小说中的固定情节。

关于李白与高力士之间的交往,范传正《新墓碑》说:“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这是唯一较为可信的涉及李白与高力士的记载,不言力士“脱靴”,只是“扶以登州”。“脱靴”辱人太甚,高力士为玄宗心腹重臣,李白当不至于狂悖如此,且“脱靴”难有施展的场合。好事者改“扶以登州”为“脱靴”,使矛盾更尖锐,更富有戏剧性,越发显出李白傲视权贵的精神风貌。

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刘晌《新唐书》较早涉及杨贵妃与李白之间的恩怨。

《李翰林别集序》:“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逮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授笔赋之。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风拂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力士曰:‘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欲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新唐书·李白传》:“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

关于高力士向杨贵妃进谗的事端,《李翰林别集序》说是李白在诗歌中以“飞燕”来比杨贵妃,《新唐书·李白传》只笼统说是李白的诗,然而,“飞燕”能否构成对杨贵妃的中伤或讽刺?唐代社会风气开明,文学和思想享有较大的自由。飞燕作为以美貌著称的历史人物,就算其人有秽行,毕竟是汉成帝的皇后。以飞燕来比杨贵妃,所比并非不伦。杨贵妃原为玄宗之子寿王的妃子,为玄宗夺得,早已是是非之人,如果她连飞燕的比照都无法容忍,那倒是过于脆弱和矫情了。为了弥合其中的漏洞,后人对此作了创造性的理解和发挥。洪迈《容斋随笔》说:“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脱靴为耻,摘其诗以激杨贵妃,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谗诗》一章,大率载妇人淫乱败国,其略云:‘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又云:‘姐己灭纣,褒女惑周。汉祖吕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ll作昏,遂掩太阳。万乘尚尔,匹夫何伤。词弹意穷,心切理直。如或妄谈,吴天是延。’予味此诗,岂非贵妃与禄山淫乱,而白曾发其奸乎?不然,则‘飞燕在昭阳’之句,何足深怨也?”①为了要合理解释杨贵妃深怨李白的“飞燕”之比,洪迈认为:汉代飞燕淫乱后宫,李白是借此人物来揭露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虽然此说不足为据,因为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另是一个不可稽考的小说家言了,但后世的小说作者大多接受了洪迈的这一解释。

《唐才子传·李白》:“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

《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写天子与杨贵妃赏牡丹花,命李龟年宣李白进宫。李龟年从长安酒肆中带回醉酒的李白,天子龙袖拭涎,宫女含冷水噗面。李白醒后立成《清平调》三章,天子赞赏,贵妃赐酒。高力士为报脱靴之耻,在杨贵妃面前进谗言,说李白在诗句中以飞燕比贵妃娘娘是谤毁,飞燕与燕赤风私通隐含着贵妃与安禄山的私情。贵妃于是心怀怨恨,在天子面前馋毁李白。李白纵酒自废,乞归,天子赐金放还。自此,李白放还的缘由已基本上定型下来了。

总而言之,李白供奉翰林时期的事迹在传播书写的过程中有不同的版本的问世,但最终经过时间的淘洗和选择,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故事或情节。李白供奉翰林时期的事迹被演绎得十分精彩,也许只有这样才配得上、衬托得出这位狂放不羁的诗人的精神与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