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首页 > 李白文化研究 > 时间:2019-04-30 07:52 标签:

李白的志业之悲

 

一、李白的志业之悲

李白是个喜欢以大鹏自喻的人,早年的《大鹏赋》即写道:“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在《上李邕》诗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口气都一样的自信百倍。从李白的胸襟抱负来看,他是当得起这一大鹏形象的。李白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重节守义,果于行动。这样一个难得世出的天才,又恰逢盛唐时代,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他的大鹏志愿照理说不难实现。但正当盛年的李白,步入仕途,却只是在宫廷做了短短三年无关紧要的翰林供奉学士。晚年他再度出山,跟从永王李磷军队北上,结局却更为凄惨,最后是长流夜郎。“遭遇二明主,前后两迁逐”(《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语气是如此伤痛。

回顾一生,李白去世前写了一首《临终歌》,算是对个人一生的总结,这个终生以大鹏自喻的诗人,发出的却是这样的感叹:“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语气十分伤感。回顾李白一生,对他志业的热烈追求和无情幻灭,李长之以无限同情笔调写道:“在人间热烈地追求了一生的李白却终于寂寞地离开了,‘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这些曾经热烈地作为追求的对象者,结果换来了空虚和渺茫,诗人之成为诗人固然确定了,事业却终于陷在模糊的幻灭中了。”①确实,对李白这样一个具有冲天志向远大抱负的人,造成其悲剧的原因究竟何在?探讨这一话题,无疑具有相当意义。

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二、李白个性和官场体制的格格不入

大鹏飞在九天,俯视大地,颇有一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目空一切的狂傲之心。李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安州裴长史书》写道:“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丈夫必有四海之志。”李白志在建功立业,却不屑走循规蹈矩的科举之路。平交王候,长揖公卿,这些达官贵人,自己平生从未放在眼里。他幻想以自己的才华一悟万乘之主,一登要路,立抵卿相,从而实现自己“终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的人生理想。

李白的想法,真是浪漫而又天真,这其实和李白身上纵横家色彩有很大关系。他的这一思维,在战国诸侯割据群雄混战的“乱世”局面也许能够实现,但在大一统国家的“治世”,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

陈寅恪先生在论及唐代政治统治时,有这样一段叙述: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秦“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字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变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帝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墨,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实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登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墨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至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此集团既破坏后,皇室始与外朝之将相大臣及士大夫及将帅属于不同之阶级。同时阁寺党类亦因是变为一统治阶级,拥蔽皇室,而与外朝之将相大臣相对抗。假使皇室与外廷将相大臣属于一阶级,则其间固无阁寺阶级统治国政之余地也。抑且更可注意者,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固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而将相文武蓄将进用之途,遂分歧不可复合。

从这一段的叙述中,十分清晰地看见唐代政治演进轨迹,早期为关陇集团的贵族所主导,后期则是贵族、宦官、进士同时领导朝政。不管是贵族也好,宦官也好,进士也好,他们都要结成一定集团,为自己争得势力。不是这一圈子的人,要想插足,无疑比登天还难。李白从来就是不受牵扯,独来独往,他所对抗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庞大的集团和牢固的体制,怎么可能冲出这层铁幕?李白早年进京,写有《与韩荆州书》一文,语气十分狂傲,说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并言“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候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李白大言炎炎,虽是有求于人,可眼里完全就没把他人放在心上,只有自己。李泽厚《美的历程》言李白这篇文章栩栩如生刻画了其个性,“一副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气度,仍跃然纸上”。韩朝宗尽管推荐过诸多有志之士,但就不举荐李白。由此可见李白个性和整个官场的格格不入。但李白似乎终身都没明白这个道理,或许他也明白,但以他无比强烈的自信和无所畏惧的心胸,何尝有过丝毫畏惧退缩?

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这自然要成为官场牺牲品。

对个人和时代的关系,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实。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历史既然是各种力量的产物,个人极容易被淹没其中,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国家,尤其如此。所有人们都臣服在君王座下,被一个庞大的体制所笼罩,任何个人的抗争和努力,都显得脆弱、渺小,甚至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唐代的政治结构是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权,对这一政治结构,钱穆先生讲道:“尚书六官,各有所职,倘无折中,则恐互相推避,互相炫匿,故总摄一宰相。宰相亦虑有未周,见有所偏,乃先之以中舍之杂判,庶得尽群谋而申公论。又继之以给事之驳正,复得塞违而绳意。此等制度,可谓宏大而又精密。”②这种“宏大而又精密”的政治体制,足见集体意识之重要,这一体制,如果是由贤人能臣所组成,自然对一个国家有极大好处。但李白当时,这一集团为首却是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人物,他们治国无谋却一意嫉贤妒能打压人才,李白自始至终都是在和整个体制作对抗,难怪会演出这样一幕悲剧。

个人的郁郁不得其志,李白对这种压抑和阻碍充满了痛恨与愤怒,他在《梁甫吟》一诗写道:“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周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阁者怒。”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现实的重重阻力,也使李白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无奈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欲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屡屡碰壁,及至后来,更是沉痛说道:“我自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这诸多抑郁难平牢骚满腹的诗句,一方面固然显示其戛戛独立不合流俗的清高,同时更可以看做是受到整个统治集团打击排斥的寂寞无奈,这也是李白仕途之悲的必然结果。于李白当时风雷交至的险恶处境和悲枪命运,杜甫显然看得清楚得多,他说李白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是“众人皆欲杀”(《不见》),可见其被孤立打击的程度多么严重。杜甫深为李白鸣不平,沉痛说道“冠盖漫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并说李白的“狂”乃是一种悲情,“佯狂真可哀”(《不见》),笔底可谓无限伤情。确实,要和冠盖如云的士大夫所形成的强大体制对抗,李白只能寂寞悲伤下去。

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三、李白之悲乃是时代之痛

时代铸成了李白之悲,然而李白之悲何尝不是唐王朝的悲剧。

唐代边患一直未断,《新唐书》卷215《四夷传》记载:“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舔亡云。”玄宗朝表面一派繁华盛世,其实是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北方边境,以安禄山为首的好几个胡人部落,都对大唐江山虎视眈眈。但当时从君王到臣下整个的朝歌暮戏,不屑国事,内部的腐化更使国家如坐火山之上。在当时的社会,李白显然对国家的危机看得更要清楚一些,他的志向就是击退胡人立功边庭,李白《塞下曲》六首便一览无遗表达了为国立功的远大志向: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天兵下北荒,胡马欲南饮。横戈从百战,直为衔恩甚。握雪海上餐,拂沙陇头寝。何当破月氏,然后方高枕。

骏马似风飚,鸣鞭出渭桥。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白马黄金塞,云砂绕梦思。那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萤飞秋窗满,月度媚闺迟。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无时独不见,泪流空自知。

塞虏乘秋下,天兵出汉家。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沙。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关殊未人,少妇莫长嗟。

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招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静妖氛。

从以上诸诗来看,李白的志向,对当时的国家危机来说,无疑是最为切合实际的。

论李白的志业之悲

李白在天宝十一载(751),还专门到了安禄山所管辖的幽州,看到安禄山厉兵秣马,杀气腾腾,更是无限忧虑,写了一系列忧心家国的诗篇,《出自蓟北门行》写道:

“虏阵横北荒,胡星耀精芒。羽书速惊电,烽火昼连光。虎竹救边急,戎车森已行。明主不安席,按剑心飞扬。推毂出猛将,连旗登战场。兵威冲绝幕,杀气凌苍穹。列卒赤山下,开营紫塞傍。孟风沙紧,旌旗飒凋伤。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幽州胡马客歌》写道:“天骄五单于,狼戾好凶残。牛马散北海,割鲜若虎餐。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

安旗、薛天纬言李白这一系列诗是:“目睹安禄山跋扈之状,心甚忧之,但无能为力。”也可概见李白于国事的忧心忡忡。

李白其实并非无能为力,在《出自蓟北门行》最后,他这样写道:“挥刀斩楼兰,弯弓射贤王。单于一平荡,种族自奔亡。收功报天子,行歌归咸阳。”自己扫清边患建功立业的志向,从未有过一刻动摇。历史证明,当时的唐王朝最需要的就是李白这种保家卫国扫除边患的有志之士。可惜李白的忧患,没能引起当政者的重视,当时的社会,诚如葛兆光说的那样:“整个社会的士人,大多沉湎在浅薄的满足中,他们热情地歌颂时代的安定、生活的富庶,歌颂帝国的威加四海,却很少有人充满了焦虑和恐惧,并看到隐含的危机。”在这般众人皆醉的情况之下,李白自然无从实现个人的志愿。但最终结果却是,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史思明起兵作乱,八年的安史之乱,唐王朝无可救药走向了衰落,盛唐景象一去不返。“胡骄马惊沙尘起,胡维饮马天津水”(《江夏赠韦南陵冰》),这不光是李白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剧。

李白《悲歌行》一诗写道:

悲来乎!悲来乎!主人有酒且莫斟,听我一曲悲来吟。悲来不吟还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君有数斗酒,我有三尺琴。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窗千钧金。

因为“天下无人知我心”,所以只能纵情琴酒,一解愁闷。一千年来,人们多渲染李白痛饮狂歌的傲气,极少注意其悲情。其实透过李白之悲,来看待时代和个人的关系,对后来者,无不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文章资料来源于网络书籍《李白文化研究》,如侵权请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