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白《乌栖曲》系年的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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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白乌栖曲》的系年再探究

 

关于《乌栖曲》的系年

《乌栖曲》是李白的一首名作,诗云: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

诗人以极短的篇幅,隐括一代史事,抒发千古兴亡之感,赋予了《乌栖曲》这一六朝时多写男女欢爱题材的乐府诗以深刻的主题,宜乎贺知章叹为“泣鬼神”之作。不过,这样一首名作,我们在研读时,还存在一些疑问,既涉及对诗的主旨的理解,也涉及对具体诗句的解读。笔者在研读中,便常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因此,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以求教于同仁,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乌栖曲》作为旧题乐府,由于在对其创作意图的理解上,存在着是单纯的感兴怀古之作或意含讽意的不同解读,学界在对此诗作年的认识上,因此一直存有分歧,并未形成一致、确定的主张。

大略说来,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此诗是天宝二年(743)李白待诏翰林期间所作。

此说主要以安旗先生为代表。其《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根据前人《乌栖曲》意含讽刺的认识,而系之于天宝二年。她说:据《唐撕言》,贺知章誉白为谪仙人者,盖缘《蜀道难》诗也。《乌栖曲》短制,似不克当此盛誉。然《乌栖曲》亦应为贺公尝见者。贺知章天宝三载归越,白诗或天宝二年所作。诗寓讽意,宜从萧、唐说。

今按,安旗先生所谓“萧、唐”,指的是元人萧士赟和明人唐汝询。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三在《乌栖曲》题下注云:“此诗虽只乐府,然深得国风刺诗之体,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见。

唐汝询《唐诗解》卷十二则云:“此因明皇与贵妃为长夜吟,故借吴宫事以讽之,言台上乌栖而酣饮方始,时歌舞未终,山西尚有余照,及漏水浸多,则见秋月沉江矣,东方渐高,奈此欢乐何哉。按李杜乐府借有所托意而发,非若今人无病而强呻吟者。但子美直赋其事,太白则援古以讽今,读者鲜识其旨。若谓此诗无关世主而追刺吴王,何异痴人说梦邪?”这里,安旗先生据萧、唐之说,而认为《乌栖曲》“诗寓讽意”,并根据贺知章天宝三载(744)春告老归越而系于天宝二年(743)。

二是认为《乌栖曲》是李白初游姑苏时怀古而作。

首先倡导此说的是詹馍师,他在《李白诗文系年》中对此诗曾有较细致、全面的考察。为便于说明,姑引录于下:

《唐诗合解》:“此太白借吴王以讽明皇之于贵妃也。”陈流曰:“《诗》东方明矣,刺晏朝也。反言若正,国风之流。”二者皆据《长恨歌》“从此君王不早朝”句而为之说。按:本诗已见于《河岳英灵集》,必为天宝十二载以前所作。范传正《唐翰林李公新墓碑》:在长安时,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本事诗·高逸》第三:李白初自蜀至京师……贺知章……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诗及焉。曲曰云云。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渔隐丛话》前集卷五:“茗溪渔隐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诗云:诗成泣鬼神。元和中范传正志白墓云:贺公知章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古人作诗类皆糕实,岂若今人凭空造语耶!”是此诗与《乌夜啼》之作当在李白入京之前,此诗起句云:“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或太白游姑苏时怀古而作,《苏台览古》诗可以为证。是时白方求取功名之未建,刺晏朝之说恐不可信。

首先应该指出,詹师在《李白诗文系年》中,原是将《乌栖曲》系于天宝二年(743)的。这看似与安旗先生一致,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安说立足于李白“两入长安”说,且以李白时已供奉翰林,而詹师此说,建立在李白“两入长安”说产生以前。受《旧唐书·李白传》关于李白供奉翰林是道士吴筠向朝廷举荐的结果的影响,认为李白天宝元年尚与吴筠同游于中,从而将待诏翰林的时间改在了天宝二年。

《乌栖曲》的系年即受到了《旧唐书·李白传》的很大影响。不过,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詹师将《乌栖曲》与《乌夜啼》一并看做是李白入京之前所作,并以“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二句为据,结合《苏台览古》诗,进一步推测《乌栖曲》“或太白游姑苏时怀古而作”。对于前人所谓刺晏朝之说,则从李白仗剑远游时着意于追求个人功名,对当时朝政未及关注而作了否定。詹师关于此诗为李白游姑苏时怀古而作之新见,不为旧说所面,对我们考察此诗作年,极有启发。事实上,此说经詹师提出后,便得到了李白研究界的响应、认同。

郁贤皓先生《李白选集》即云:“此诗作年无考,疑亦为初次游姑苏时作。”在为《唐诗大辞典》所撰《乌栖曲》的条目中,郁先生更是直接指出:“此诗约为玄宗开元十四年(726),诗人李白东涉漠海路经苏州时作。”明确将此诗视为开元十四年李白首次吴会之游期间在苏州所作。此外,赵昌平先生《李白诗选评》也云:“李白两入长安,前为开元十八年,后为天宝三载。此诗怀古,一般以初临其地感兴而作为多,故以初入长安前游东南作为近是。至于旧注或以为是天宝中刺明皇宠贵妃作,……是见怀古、宫怨诗必与现实政治相联系之陋见所至,不足为训。”这里,郁氏、赵氏皆以《乌栖曲》为李白初游姑苏时作,都沿袭了詹师的观点。只是郁、赵二人均立足于“两入长安”说,所以看似与詹师不同,其实就根本而言,都是主张李白人京前游历姑苏时所作。

综合以上两种关于《乌栖曲》作年的看法,可以看出,安旗先生主要是认同前人关于《乌栖曲》的讽刺之意,并结合李白待诏翰林而得出《乌栖曲》作于天宝二年的结论。詹师则主要强调诗人游历姑苏时感兴怀古而作,并不以此诗是否意含讽刺为重。可见形成两种观点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乌栖曲》究竟是否意含讽刺。由于旧题乐府在艺术表现上多有用比兴手法者,在难以决然肯定或否定《乌栖曲》意含讽刺的情况下,要考察其作年,就不能不另寻途径。问题在于,是否有这样的途径呢?在笔者看来,虽然已不可能有明确的材料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通过有关文献史料,仍可探寻这一问题。

检晚唐孟案《本事诗·高逸》第三,有云: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

此则资料是我们考察《乌栖曲》作年的唯一一则资料。由此似可推断,贺知章称赏《乌栖曲》应是他与李白首次会面时。虽然文中叙述贺知章读《蜀道难》与《乌栖曲》之间有“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一段文字,给人的印象不仅是重点记述贺知章对《蜀道难》的称赏,而且还让人觉得贺对二诗的称赏非是在同一次。应该说这虽然看似不无道理,但究其实却是一种错觉。

从情理来说,李白谒见贺知章前,应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尤其会注重把代表性的作品精选出来,呈给贺知章,不可能只拿出一篇《蜀道难》来,理应同时包括《乌栖曲》等在内。不过,退一步说,即便贺知章对《蜀道难》与《乌栖曲》的称赏非在一次,从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泪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几句看,贺知章称赏《乌栖曲》,像称赏《蜀道难》一样,也是在李白“名未甚振”的“泪没”之时,而并非是“承殊渥”的待诏翰林时。据此可知,贺知章不可能是在天宝元年秋李白待诏翰林之后见而称赏《乌栖曲》的,而是像《蜀道难》一样,都是在待诏翰林之前。

既然如此,李白初谒贺知章是在什么时间呢?

今按,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李白“入京”问题的认识,在“两入长安”说产生以前,学界都主张是李白天宝初年人京时。不过,在“两入长安”说产生后,不少人则主张是在李白首次入京期间。今按,这种观点的前提,是认为李白天宝元年秋乃“奉诏入京”,认为李白此番入京,是此前得遇贺知章而“名动京师”、“称誉光赫”的结果。既然《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奉诏入京”之作,李白此前已“名动京师”,因此,便顺理成章地把李白初会贺知章看做是在天宝元年秋人京之前。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靠不住的。

第一,

就《南陵别儿童入京》诗来说,李白只是说“余亦辞家西入秦”,并未有丝毫的信息反映出是受到了朝廷的宣诏。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至多也只能说明李白相信自己终将出人头地,并不能作更深的解读。

第二,

如果李白与贺知章初识时在开元年间首次人京时,以李白首次入京时在开元十八年(这是“两入”说关于首次入京时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计,到李白二次入京的天宝元年,这中间十多年的时间为什么没有二人交往的丝毫讯息;同时,既然李白初次入京,得遇贺知章,既已“名动京师”、“称誉光赫”,俨然为当时长安甚至天下的明星,可是这个明星效应为什么当时没有让李白趁热打铁,及时地出人头地,而是直到十多年后的天宝元年,他才待诏翰林呢?同样地,如果李白初次入京已成当时明星,他在长安周围逗留时在《赠新平少年》、《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等诗中所表达的久困于穷厄的愤激与牢骚,甚至冀望于司马、正字这类官阶卑微的人援引,又该如何理解呢?

第三,

最主要的是,认为李白与贺知章初识,是在首次入京时,与《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序中“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的话明显相矛盾。因为,“紫极宫”是天宝元年三月由玄元庙(老子庙)改称的。据《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这说明长安的老子庙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之后才有的,之前则没有。这只能说明二人初识不可能是在开元年间的首次入京时。

第四,

李白《玉壶吟》中所谓“凤凰初下紫泥诏”,以及《东武吟》中“恭承凤凰诏,数起云梦中”,这个“凤凰诏”,依据《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李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有诏供奉翰林。”显然是李白天宝元年秋入京后,在贺知章向唐明皇引荐之后才颁布的,而不可能在东鲁时。从《东武吟》中“恭承凤凰诏,数起云萝中”,以及《为宋中丞自荐表》中“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李白在等待宣诏的过程中,或曾暂隐于长安周围。

总之,根据以上所述,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不可能是奉诏之作,李白与贺知章的初识,也可以断言是天宝元年秋入京时。据此,则《乌栖曲》的创作又可确信是李白天宝元年入京前。

安旗先生所谓“据《唐搪言》,贺知章誉白为谪仙人者,盖缘《蜀道难》诗也。《乌栖曲》短制,似不克当此盛誉。然《乌栖曲》亦应为贺公尝见者”并不能得出《乌栖曲》作于李白时已“承殊渥”的天宝二年的结论。况且,如果说李白被赐金放还之后,基于对朝廷的失望与怨愤,作诗以讽刺朝廷还可以理解的话,天宝二年,按照安旗先生的说法,“其待诏翰林之初,备受恩宠,因而踌躇满志,喜形于言”。这种情况下,又怎么会以吴王与西施之事讽刺明皇恩宠贵妃呢?这从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尽管天宝二年明皇,对李白的优渥恩宠已减,李白因受人谗毁而在创作中偶露忧谗畏讥之意,但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明皇身边的人或同僚,并无针对唐明皇者。

综合以上所论,可以确认,安旗先生关于《乌栖曲》作于天宝二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既然如此,对于《乌栖曲》是李白游姑苏时所作的观点,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今按,此说将《乌栖曲》创作的时间看做是在李白与贺知章初会前,虽与本文以上所论一致,但因为并未确认李白游姑苏的具体时间,所以这个结论还较为模糊;尤其是李白天宝元年入京之前,吴越之游历似非止一次,更增加了我们把这一模糊的结论进一步明确的难度。郁、赵谓《乌栖曲》是李白初游姑苏时作,而“不肯”进一步说出“初游”的具体时间,原因也正在此。

今按,据现有研究,天宝元年人京之前,李白吴会之游大致有两次。

第一次是开元十三年至十五年(725一727),历时首尾三年。

游历的路线大致是金陵——扬州——越中——(扬州)——安陆。这次吴会之游,人所共知,除了在一些具体、局部的细节上还存有争议,就大的方面来说则并无异议。除此之外,据《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一诗,李白在开元后期也曾有过一次吴会之游,时在开元二十七年(739)秋之际,游历的路线大致是洛阳——淮南(即扬州)——越中——安陆。根据前文所考,则《乌栖曲》毫无疑问是在这两次吴会之游的过程中创作的。那么,究竟是首次吴会之游,还是第二次呢?在笔者看来,应以首次吴会之游为是。理由如下:李白二游吴会时,不仅时间短,季节也不合。

李白二游吴会。

从由安邑白田至扬州途中所作的《白田马上闻莺》中“黄鹏啄紫椹,五月鸣桑枝”看,其时在夏之五月,而其《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中“天竺森在眼,松风飒惊秋”二句,则说明李白到杭州时已是初秋时分。李白《送杨山人归天台》诗:“客有思天台,东行路超忽。涛落浙江秋,沙明浦阳月。今游方厌楚,昨梦先归越。……我家小阮贤,剖竹赤城边。”据考,此“小阮”者,即是指李良。当时,李白已离杭归楚,踏上返回安陆的归程。据此诗可知,李白此次吴会之游,历时很短,似未足半年。不仅如此,从李白初游姑苏的另一首诗《苏台览古》中“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二句所显示的春天的季节特征看,与二游吴会时的夏秋时节也显然不符。

据此,则《乌栖曲》不可能作于李白二游吴会时,但是说作于首次吴会之游则要妥帖得多。首先,李白的首次吴会之游,游历时间长、范围广,足迹遍及吴越多处名胜遗迹,这在客观上为创作《乌栖曲》提供了可能。其次,李白初游吴会时,确曾到过苏州,《苏台览古》即是明证。

郁贤皓先生《李白选集》,在《苏台览古》一诗的按语中,即明确指出:“此诗当是开元十五年春由越州回到苏州时作。”不仅告诉我们,《苏台览古》是李白在苏州所作,还将其系于开元十五年(727)春。在《李白评传》中,周勋初先生也这样说:“李白圆了“东涉溟海’的夙愿,即自杭州、苏州等地折回(按,此指折回扬州——引者注),一路上创作了许多诗篇,如《越中览古》、《苏台览古》等。”

这些论述颇能启发我们关于《乌栖曲》的系年。

既然《苏台览古》是开元十五年春游姑苏时作,而李白在天宝元年之前,仅有一次姑苏之游,同时《乌栖曲》又只能是天宝元年之前李白初游姑苏时所作,则《乌栖曲》应与《苏台览古》一样,以开元十五年作为是。具体的情形应大体如下:开元十三年(725)秋,李白在游历洞庭后至金陵,并在金陵盘桓甚久,直到次年春,才离开而东下扬州。开元十四年(726)夏,又由扬州舟行至越中。期间,李白经会稽而入刻中,“东涉溟海”,远眺天姥,登临天台。开元十五年春,在由越中返回扬州时,途经苏州,登临姑苏台,因缅怀吴越春秋的兴亡历史,而创作了《苏台览古》、《乌栖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