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文化研究

围绕李白精神和人格来研究“李白文化”,其要旨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下,来探讨李白文化的历史价值、现代意义乃至未来意义,从而汲取其积极内核,以有助于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决不能以实用主义或急功近利地看待这件事,不能希图这种研究的应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图李白成为一个当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对“李白文化”热,这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清醒认识。

围绕李白精神和人格来研究“李白文化”,其要旨是把研究对象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背景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视野下,来探讨李白文化的历史价值、现代意义乃至未来意义,从而汲取其积极内核,以有助于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精神,其意义十分深远。因此,我们决不能以实用主义或急功近利地看待这件事,不能希图这种研究的应用性效果,更不能希图李白成为一个当代的“文化明星”。我想,面对“李白文化”热,这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清醒认识。

其次,是实证性研究方面的成果。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杨栩生、沈曙东《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以下简称“杨文”)。这是一篇挑战性与严谨性兼具的论文。《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李白的名作,为古今读者所熟知。然而,自从詹镆先生1983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应是(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一文后,其结论遂为李白研究界以至唐诗研究界普遍受。二十多年来,学界鲜有不同意见。杨文可以说是首次与詹镆先生权威性的观行认真商榷,因而具有挑战性。杨文考证之严谨,可于几处着力见之,如:《文苑英华》题注“集作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所指“集”即始于乐史,终于宋敏求、曾巩的《草堂集》;“蓬莱文章”出了李云校书郎的身份;李华虽擅纂碑铭,但并不闻名于李白之时,其扬名是至德二载以后事,所以,《文苑英华》以“蓬莱文章”为“蔡氏文章”属编纂之误;《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与《饯校书叔云》非一时一地之作,等等。这些考证都很见功力。杨文既出,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此诗题目乃至内容的一步思考和认识。由于李白生平家世及诗文版本等传世原始资料有限,实证性研究在李白研究中一向具有“攻坚”性质。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这种情势下,每前一步都非易事。因此,我们决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指望突然间会有惊人发现。只有付出较之前人更为扎实而严谨的功夫,才可能有或大或小的收获,而每一或大或小的收获都是令人欣喜的。杨文在这方面正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杨文之外,康怀远《“专车之骨”臆释——兼谈李白的大赋情结》和殷春梅《李白(横江词六首)与横江风波题材诗歌》在实证性研究方面也各有所获。